思，技精于无意，理会于适尔，然皆有终身而不可及，往往意爱神喜，自然不忘，乃若工写规画，朝诵夕记，目注心想，非不甚切，而旋即遗忘，何也﹖」先生曰：「不用意处，真情自见，用意则夺其真矣。孟子于赤子入井时喻仁，此时真情便掩不得，虽顽嚣不肖者，亦须发见。当如此察之，非言可尽。」
君子惟义所在，虽处污辱，未始不荣。若求以全名，则必堕谄伪，往往先自受辱矣。
或问：「『易无思也，无为也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』若有感心，则有思为心，却说『无思无为』，何也﹖」先生曰：「当寂然不动时，岂是土木！」
或问：「孔子言仁，未始有定名，如言仁之本，仁之方，以刚毅木讷为近，以克伐怨欲不行为难，樊迟之问则异于子贡，司 马牛之问则异于子张，颜渊之问则异于仲弓，文子止得为清，子文止得为忠，管仲止得为如，往往皆无一定之说。而先生论仁，每断然名之以觉，不知何所见﹖」先生曰：「墨子不觉，遂于爱上执着。便不仁。今医家以四体不觉痛痒为不仁，则觉痛痒处为仁矣。自此推之，则孔子皆于人不觉处提撕之，逮其已觉，又自指名不得。」或曰：「如此，则义亦可说。」先生曰：「若能于义上识得仁，尤为活法。」
祖望谨案：以觉为仁，谢上蔡之说也。其说亦本之佛氏。
或问：「古人卓然独见者，谁为最﹖」先生曰：「伊尹。」或曰：「何谓﹖」先生曰：「伊尹去尧、舜之世已远，绝无师承。尧传之舜，舜传之禹，自此以往，寥寥数百载，伊尹断然号于人曰：『予，天民之先觉者也。』及汤学于尹，故汤得尹之传。曰文、武，曰周公，曰孔子，皆由此传之也。不是独见得到，何由敢自任如此﹖子细思之，不是泛语。」（补。）
或问：「先生平日处心忠厚，于一事一物，必欲成就其美，故诸子侄皆以『厚』名，欲其不轻薄耳。以某观之，忠厚之人大抵多宽缓容物，不甚迫切。每见先生疾恶太甚，于喜怒略不能少制，似觉不甚容与，往往皆以先生为刚躁，不知或自觉否﹖」先生曰： 「所养至，则有藏蓄；若作伪，又非真情。理不顺处，自然不平，初无容心也。若见人之恶而不怒，不是作伪，便是姑息。」
或问：「屈人以服己，不争则怨；屈己以服人，不■则憾。力未屈，则争■；力已屈 ，则怨憾。此人情也。而孟子论以大字小者乐天，以小事大者畏天，皆以为然，何也﹖」先生曰：「圣人以天理为人情，常人往往徇人情而逆天理，故争■怨憾，与畏乐不同。」
或问：「科举之学，亦坏人心术。近来学者，只读时文，事剽窃，更不曾理会修身行己是何事！」先生曰：「汝所说，皆凡子也。学者先论识。若有识者，必知理趣。孰非修身行己之事﹖本朝名公，多出科举。时文中议论正当，见得到处，皆是道理。汝但莫作凡子见识足矣，科举何尝坏人！」
或问：「『木上有火，《鼎》，君子以正位凝命。』鼎在木火上，而以君子正位凝命言之，岂非取其不动故邪﹖」先生曰：「鼎处烈火上，如君子处仓卒扰攘中，安然守正，不动声色，而内有所处。」
或问：「处事当如何﹖」先生曰：「速不如思，便不如当，用意不如平心。」
或问：「近日监司责郡守县令，守令惟务事办，往往有所不恤，故人情法意，每每多失。其间有一执法守正者，动多拘碍，不敢容易，不以懦斥，则以不能见鄙。及违理背法，一旦事败者，则又处之幸不幸。此当如何﹖」先生曰：「做不得，不如去。既任其职，只得守理守法。虽以懦斥，或以无能见鄙，于心无愧，人岂不知﹖若较之违法背理而自处于幸不幸者，一败涂地，非特在我有愧，于人终岂无见察之理﹖岂可谓之幸不幸！」
孟子于古圣贤中独发一「养气」之说，卓然超越，议论深邃。如言「勿忘勿助长」，言「是集义所生」，言「配义与道」，言「至大至刚，以直养而无害」，皆自其平日践履工夫中来，岂人所髣形似所可得者邪﹖韩愈言孟死无传。其传深矣，真难其人也！
为善而好名，乃是大患。若能涵养，消除其好名之心，方是为善耳。不然，则有作辍矣。
处道义中惯者，处势利甚轻；处势利中熟者，处道义则拘迫。道义可惯，势利不可熟也。熟则无一点潇洒气，无非俗态耳。
仁即是觉，觉即是心。因心生觉，因觉有仁。脱体是仁，无觉无心。有心生觉，已是区别。于区别熟，则融化矣。
见道者如见故物，则他物不能易。闻道者如闻妻儿声，则他人声自不相投。
或问：「虑人疑者，常为人疑；欲防人者，必为人防；恐生事者，多被事扰；恶人扰者，人每扰之。如何﹖」先生曰：「皆自有以致之。何如无欲无虑，无恐无恶，便自泰然。此皆有心之过也。」
士大夫不必孜孜务挟册看书，但时时与文士有识者每日语话，便自有气象。终日应接时事，尘劳万状，适意处少，逆道理处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