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见从彦，已能体道之融若此。既从从彦，得河洛之学，春秋、中庸、语、孟之说。从彦好静坐，侗退入室中亦静坐。从彦令於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，而求所谓中者。久之，而於天下之理，该摄洞贯，以次融释，各有条序。从彦称曰：“愿中求道甚锐，趋向大抵近正。”亟许焉！作诗勉其意。从彦清介绝俗，虽里人鲜克知之，见侗从游受业，或颇非笑。侗若不闻，从之数年，尽得其所传之奥。退而屏居山田，结茅水竹间，谢绝世故。一志於圣人绝学，体验四十馀年，皆诣乎极。绍兴二十三年癸酉，侗六十一岁。是年夏、朱熹来受学於门。熹初师刘屏山、胡籍溪、自以为於道未有所得，乃见侗。熹强志博见，凌高厉空。初见侗，即与论禅。侗正其误曰：悬空理会面前事，郤理会不得道。亦无玄妙，只在日用间，著实做工夫处理会，便自见也。教熹看圣贤言语，熹将圣贤书读之，渐渐有味，顿悟异学之失。乃返博归约，就平实处为学，於道日进，侗喜之，尝与罗博文书曰：“元晦进学甚力，乐善畏义，吾党鲜有，晚得此人，商量所疑，甚慰！”又曰：“此人极颖悟，力行可畏！讲学极造其微处。某因追求有所省，渠所论难处，皆是操戈入室。俱从原头体认来，所以好说话，某昔於罗先生得入处，后无朋友，几放倒了。得渠如此，极有益，渠初从谦，开善处下工夫来，故皆就里面体认。今既论难，见儒者络脉，极能指其差误之处，自见罗先生来，未见有如此者。”又云：“此人别无他事，一味潜心於此。初讲学时，颇为道理所缚，今渐能融释於日用处，一意下工夫，若於此渐熟，则体用合矣。此道理全在日用处熟，若静处有，而动处无，即非矣。”戊寅春熹见侗於延平。庚辰冬，又见侗於延平，寓居舍傍，西林院者阅月。壬午春，迎谒侗於建安，遂与俱归延平，复离西林者数月。答问论难，及往来书甚夥。熹之能承圣道者，皆得之於侗。侗之论易曰：“尹和靖谓：伊川易传所称、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，为最切要。然须看得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，都有下落处，方可语此。若学者未曾子细理会，与之如此说，是误之也。”其论诗曰：“诗人兴剌，虽亦曲折达心之精微，然必止乎礼义，夫子删而取之以此尔。若不止於礼义，即邪也。故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思无邪而已。颂鲁侯者偶於形容盛德如此於马，言之者又有秉心塞渊，然后牝三千之意。”其论春秋曰： “鲁桓公二年，滕子来朝，考之《春秋》，夫子凡所书诸侯来朝者，皆不与其朝也。胡文定谓诸侯之朝，无有合於先王之时世朝之礼者，故书皆讥之也。滕本称侯，此来朝称子者，以讨乱贼之党，於义为精。若以为滕，自此终春秋之世，不复称侯，为其祖世有罪，而并贬其子孙。非春秋与人改过迁善，又善善长，恶恶短之意。观夫子所书，讨乱之法甚严，滕不以桓之不义而朝之，只在於合党缔交，此夷狄也，既已贬矣。后世子孙，碌碌无闻，无以自见於时。又壤地褊小，本一子男之国。宋之盟，《左传》有宋人请滕，欲以为私属，则不自强，而碌碌於时者久矣。自宜贬也。若纪侯来朝，志不在於朝，桓则非滕子之类也。列国有急难，以义而动，又何贬乎纪侯。左氏作杞后有入杞之事传皆有说，胡氏因公谷作纪字如齐子纠左传作纳纠。伊川以二传为证，又尝有看春秋之法云：以传考经之事迹，以经别传之真伪。参考理义之长，求圣人所书之意，庶或得之。”又曰：“春秋一事，各是发明一例。如看风水，移步换形，但以今人之心，求圣人之意，未到圣人洒然处，不能无失耳。”又论公孙敖事曰：“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，便是大不恭。鲁亦不再使人往，便是罪。盖经初无从己氏之说，胡文定有色出於性，淫出於气之说失之。” 又曰：“看左氏要见曲折。”又曰：“看春秋玩味久，必自有会心处。卒看不得，惟考其事，又玩味所书。抑扬予夺之处，看如何积道理多，庶渐见之。”其解论语曰：“孔子言，三年无改於父之道。所谓道者，是犹可以通行者也。三年之中，日月易迈。若稍稍有不惬意处，即率意改之，则孝子之心何在？如说春秋者，不忍遽变左氏有官命未改之类。有孝子之心者，自有所不忍耳。非斯须不忘，极体孝道者能如是乎？”论颜子足发，子夏起予曰：“颜子气象与子夏不同，先玩味二人气象於胸中，然后体会夫子之心，亦足以发与。起予者商也之语气，便自不同。颜子深潜纯粹，於圣人体段已具，故闻夫子之言，即默识心融，触处洞然，自有条理。故终日但见其不违如愚。退省其私，则於语默日用动容之间，皆足以发明夫子之道，坦然由之而无疑也。子夏因问诗如不得绘事后素之言，即礼后之意，未必到因问此一事，而夫子即可之，与颜子不同类也。”论志学章曰：“圣人之道，中庸立言，常以中人为说，必十年乃一进者。若使困而知学，积十年之久，日孳孳而不倦，是亦可以变化气质，而必一进也。若以卤莽灭裂之，学不用心焉，虽十年亦只是如此，则是自暴自弃之人尔。言十年之渐次所警乎学者，虽中才於夫子之道，皆可积习勉力而至焉，圣人非不可及也。”论忠恕一贯曰：“孟子称尧舜之道，孝弟而已，人皆足知之。但合内外之道，使之体用一原，显微无间，精粗不二，统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