粮足以自给。本未与倭奴兵交势屈、失尺寸之地也，今无故弃与倭奴，使衣冠之族、忠义之民沦于非类，在朝廷于义有所不可，在该地亦必有所不甘；则战端又开，重烦圣虑矣。臣策倭奴之黠，决不肯糜费劳师以与之争，必反而责问朝廷；恐非一尺诏书所能谕之使从也。若为迁民之计，则无论不肯受迁，即腹地以何处之！此必不可允者二。
自来外夷驻兵中华，即自备军饷，拒之惟恐不力。今倭奴驻兵威海，据中国东北之脊，以控津海、制山东、逼京师、窥中原，我乃岁偿五十万两以养之；是虎狼入室，餧之使饱，欲不搏噬，其何可得！而彼且曰偿足二十千万，即撤之。夫即撤之，而我先以五十万两为彼养兵，已为无名；矧其不撤，彼时中国尚能过而问之乎？此必不可允者三。
凡外洋货物入中国者，向有一定口岸；腹地所以不容通商者，为其税入中国者益少而害多也。今倭奴通商腹地，改土货为洋货。土货者，中国所出，中国税之；若改为洋货，则中国为无货、无税矣。夫以洋货入腹地、税归中国，中国尚恐益少害多；而乃中国之货、之税尽归倭奴，是蹶我于万不能起，虽至愚亦知其谬！此必不可允者四。
赏罚者，人主之大权。以中国之律治中国臣民，外国本不与谋。此番东省败军获咎之员，如叶志超等本为咎有应得，圣恩宽大，未即斩徇，已为大幸；此亦何与倭奴事，乃其条款竟欲释放！在倭奴固为轻中国而攘大权，臣窃以为此正汉奸之迹之暴露者也。此等条款，若果倭人所定，则叶志超等之私通外国为有据；不然，彼亦何德于倭奴而必为之请命乎？若系李鸿章或李经方、马建忠、罗丰禄等属倭奴窜入者，则前日之败，有所指授；彼等声息相通，正得藉手倭奴以援其党。阳以张敌焰、阴以快私谋而挠国柄，罪固不胜诛也。此必不可允者五。
要而言之，倭奴虽横，不过扰海疆耳，于各省无恙也。中国虽挫，不过失数县耳，于大局无亏也。今和议条款如此难堪，若概允之，是我之命制于倭奴之手，即欲善后而不能。又况西洋各国欲啜汁者众矣，势必挟「利益均沾」之说，乘我之敝。假如俄索吉林、伊犁，英索西藏、四川，法索滇、粤，以至德、美诸国请开金矿、修铁路、主税务、厘盐政、驻兵内地托名弹压，若不允之，将援例于倭奴；若概允之，又势不及给。是则此次议和条款亦事机得失之大，不可不加审者也。臣请我皇上勿以一时之衄，姑作「急何能择」之计；勿堕汉奸把恃恫喝之术，遽忘后患。
抑臣尤有虑者：今日枢府大臣，类皆老懦因循。平日惟知情面请托，护庇门生同乡而已；无一人留心人才，匡济时局者。一旦临难，方且外托持重，茫无布置。即如此番军务，诚系调度乖方、赏爵不严，明知汉奸而用之之所致；而廷臣始终不悟，犹以为筹划尽矣，无可如何。实则各存一「垂暮易了、敷衍旦夕」之心；际此议和之时，未必不以危词耸动天听，进劝俯允。臣以为廷臣容有仅为一日计者，惟独我皇上圣祚方长，当为万世计，正未可苟且图也。伏愿宸衷独断，酌察难易以为准驳；斯中土安而外夷慑矣。
臣为时势艰难，敬献瞽说；是否有当？伏乞圣鉴训示！谨奏。
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。
福建道监察御史裴维侒请勿轻议割地折（三月二十九日）
福建道监察御史臣裴维侒跪奏：为轻议割地，恐启各国贪利之端；恭折仰祈圣鉴事。
窃臣闻和议有割地之说，此朝廷轸念民生、统筹大局，万不得已之举也。惟臣闻倭人虽得澎湖，不习水土、兼染时疫，伤亡极众，以船九艘运归；其气顿馁，因不敢攻扑台湾。夫以台湾之地，天险可恃；物产富饶、兵力充足、人心固结，虽孤悬海外，亦可无虞。议和之始，特虑在天津附近数海口耳。臣窃维旅顺失事之后，倭不敢深入者，其兵力本不足，故旁扰滨海各区张扬声势，以为后来要挟之地；彼时我军未集、火器不齐，倭若乘虚，洵为可虑。至此时，则我军二百余营军火陆续运到，关内各统领皆有勇往思战之气；犹主议和，是适堕其术中。前敌所以无功，由诸军不能联络，将领优劣相参。宋庆军势太孤，余军皆不能战；关内各军有能战者如余虎恩、熊铁生、黄福祥等，又皆驻守未出。使有一军出助，宋庆当不至无功。此我军失利之由，所堪痛惜！今即不战而言守，但使相持数月，倭必不支；自古未有劳师远出而能久而不敝者也。况倭地不过数岛，户口可计。抽丁赴镝，屡多伤亡；质地贷饷，势将不继。其兵必不能再增，其饷必不能持久。兵法自有曰：「致人而不致于人」。坚守待敌，此致人也；倭人穷兵图远，此致于人也。又曰：「战不足而守有余」。我军扼守要隘，相度地势设为犄角；倭虑截其后路，必不敢深入。且闻朝鲜之民不愿附倭者甚众，倭民苦役怨望尤多；一旦中变，倭之危可跂足俟矣。今者遽与议和，且割奉天、台湾之地。奉天密迩京畿，倭人岂可接壤！台湾则民心固结、众志成城，倘竟弃之，恐士卒因之解体，闾阎亦且寒心！倭得之而益富，将何事不可为。且外夷各国率皆贪利，难保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