呢限期撤兵回界之说，此西六月初六及二十六日两日贵国所认为撤兵日期者，查得只有福呢临行交李中堂之一纸；据福呢云：当时福呢亦未书押，而中堂向未认为应照办之件。因当时已西五月十七日矣；撤兵之事，该处带兵大员尚有应办事宜，断不能赶于西六月初六及二十两日办竣也。福呢又云『纸尾开明中国兵届期未撤，法兵即可冲攻』；则是明知其未能即撤而姑令交锋开兵，有是理乎！福呢所交之纸并无李相回文，而贵国即执以为合同附件并指为简约第二条内应办之事；总署亦未知贵国之欲执以为据，所以西五月二十贵部在议院宣词，本大臣亦不便据以转告总署。凡中国使臣，惟遇本国利益者应告于本国；此时本大臣未接津约全文，犹疑贵部所宣者另有确据，是以不便遽以电告总署也。总署专候巴得诺来商时请旨撤兵，因总署屡闻巴使不日可到津，一与商明，则退兵处永得安谧。此节，已经贵大臣明知为应办之事。故谅山之华兵未得朝旨，不便遽退，实非中国之错误。况此兵之久札谅山，法兵又无不周知者乎！试问津约既载明撤兵，倘和平商议，断无不撤之理；即可免今日之事矣。以上所说，有各节确据；所以中国决不肯认背约、决不肯自认谅山之咎。深望贵部将以上情形，再赐详察。至于今晨面晤各语，顷已电告中国矣。
二十四日寄李相电
养电送茹，谢电亦到。茹因不认偿、又未宣旨，遂翻前允。苞与力辩两时许，始云『今四日内，倘宣旨并认偿，尚可派巴到津详议并减偿款。否则，孤已到福州，定先据之』。其意甚决。乞转总署。
二十四日与法外部茹相问答
已正二刻至外部，即见。坐定后，李大臣出所译李中堂电函之法文示之。
茹相阅良久，曰：『谢署使复电，大意亦相同。总理衙门允请旨而不请，先要说明不认赔款；今八天之限于二十日算起，现在只余四天。果皆不允，孤拔提督已到福州，将举事矣。夫请旨撤兵，系照津约应办之事；而赔款则津约中固载不索，今因谅山之役，法人不复相信，必须多屯水陆兵士船只一、二年，其费非轻，是因谅山之事另索赔款，非因翻背津约第三款重新再索也。至于总理衙门所云布告各国一节，法国亦无所惧。盖谅山之咎实在中国，贵使不见各国舆论佥不以中国为然乎』！
李大臣曰：『总署允请降旨撤兵，诚为欲保和局，照津约办理。然必须先与贵国说明不任谅山之咎，方可以安中国之心；则请旨撤兵，凡事易办。否则，和局既失，津约亦废；复何可先撤兵戎哉！按贵国所索赔款，因疑中国有背约之意；今总署屡次电函明剖，本大臣数次辨证，此疑亦可释矣。至于谅山之役，实因未曾允许限期撤兵；又因欲待巴使来议一切，非有意迟留寻衅，亦可以见。盖当时巴使已在途，人皆知其即日来津也。且中国查得谅山之事，系法人先放炮；今总署因欲保和局，已置之不提。贵国虽欲索赔，亦须澈底根查果为中国之咎与否。不应仅执一面之词，一味勒索；公论将谓何哉！至于各国疑中国不能如期撤兵，实因贵部误以福呢所留片纸作为津约附件之故；是中国之受诬，亦由贵部之误会耳。今应请候明旨颁后，即派巴使赴津商议详细条约，且明言谅山之事置而不问：是为正办』。
茹相曰：『因谅山之事，致法国不能撤兵；经费浩大，断难置而不问。必须中国允宣旨撤兵并认赔款后，方能饬巴使赴津；否则，仍须决裂』。
李大臣曰：『然则贵部意存决裂矣？譬如贵部为刑官，法国来控中国，贵部将不许中国辨诉其诬，即判赔偿定案；有是理乎？中国不改初意，始终欲照津约办理；法国忽自不信，留兵调船。设有人夺人之房屋，多蓄丁役以防盗贼，而再令原主给费；有是理乎？中国自己问心并无舛误，自不能允贵国无端之请；此理之当然也。设贵国果亦有理，须俟两面查明，凭公判断；故本大臣以谅山之案，俟在津查议最妥。此贵部西本月初十日函中已允之事，望勿翻异』！
茹相曰：『两面有理，凭公判断；诚为正办。惟各执一词，无人见证、又无人能胜；此判断之任，势必议论不清，仍至决裂。今我游击禀报，实系华兵侦伏围攻，以致血战两日，死伤盈百；此事必须中国认咎，断难再俟』！
李大臣曰：『然则中国定不能允，巴使无赴津之日矣？和局一失，不易转圜；贵部宜熟思之！即使法游击所报属实，则所称「华员已明告并非背约，因未奉旨不能遽退，且有华统领亲到法营」；此时法官应电请谢使转询总署因何缘故，方为正办。乃竟仍复进攻，究属何意？犹云咎在华人耶』！
茹相曰：『但使中国降旨撤兵并认赔款，巴即可赴津商议。若以赔款太巨，尽可先认愿赔谅山之役，而后商定赔款数目并如何交付，都无难事』。
李大臣曰：『谅山之役，咎不在中国；断不能承认』！
茹相曰：『中国无咎，必有一人任咎。闻左相在京，张制军、彭大司马在粤，张副宪在闽，曾侯在英，佥以废约为怀；焉见谅山之役非此诸公有以致之耶！中国可将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