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之准则，为地赋改革之预备。言其成绩，则有三事：（一）土地之收获。据调查所得，每水田一甲每一年收米多者四十石、少者三石不等，而每甲之小租多者二十三石、少者一石不等。又，台湾之土地大半招佃耕种，佃户与业主之关系各不相同，并无一定之标准。若据调查之数定地赋之率，则业主与佃户必因之而受影响。其流弊所及，必至契约纷更，秩序扰乱。为预防计，于佃户所得额内预减二成以留伸缩余地；如收米四十石者，其小租大都在二十石内外、佃户所得亦在二十石内外，乃于所得二十石内减去二成约计四石（较之总额约去一成），即以收获四十石者作为三十六石计算是也。与土地之收获最有关系者，即为米价；以米榖集散地五年平均之价格计之，其在北部每石合日币七圆九十钱、中部六圆八十钱、南部六圆四十钱。惟聚处之价常高于出处之价，故于平均价格之内减去二成销其差异，即定北部为六圆四十钱、中部为五圆五十钱、南部为五圆十钱是也。收获之额与米榖之价既有标准，乃本此标准以算定收获之价格。其它若旱田、养鱼池等，亦皆依据此法以算定之。其算定结果，水田之收获，其最多者每甲二百四十圆，其最少者十一圆；旱田最多者二百圆，最少者一圆；养鱼池之最多者百七十圆，最少者一圆：此其调查土地收获之大概情形也。（二）土地之嬴利。土地收获之多寡虽明，而人民负担之力量不明，犹不足以为厘定赋率之标准；故更进而调查土地之嬴利。台湾惯例，土地买卖常于小租之内扣除国家正供及其它之负担，而以其余额之多寡定其价格之高下。日人之调查，亦即依此习惯行之；于各庄之中取其小租之适中者为标准，合三年之平均地价（自明治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）以计算之。共计全岛水田之小租，每甲平均五十三圆；扣除一切负担，尚余四十三圆六十七钱三厘。而三年之平均地价通计，全岛每甲平均三百七十五圆；以余租四十三圆六十七钱三厘计之，每地价百圆年得利息一分一厘六毫。旱田地价平均九十七圆，小租余额平均十圆四十五钱五厘，年得利息一分八毫：此台湾当时土地之利息也。（三）借贷之利息。台湾之借贷利息，据日人所调查者，自一分五厘乃至二分不等（此以土地为担保之借贷利息，亦合三年平均计算者）；以之与土地之利息相较，约有九厘之差。盖土地之小租较为确实，人民之心理又以土地为重故也。三者之调查已备，乃以利息为标准合土地之价格嬴利而计算之，决定地赋之率；水田抽收获百分之六至八、旱田抽百分之五至七、养鱼池抽百分之四至六（参考附表六），平均利息约在一分一厘内外。查日本土地之利息平均不过五厘九毫，约当台湾利息二分之一。日人厘定台湾地赋，不以本国利息为标准而以台湾固有之利息为标准者，实以台湾土地之利息已较薄于借贷之利息；若国家又从而征之以重赋，则现有之经济组织必因之而破坏，国家之收入亦必因之而短少。非日人薄于本国之人而厚于台湾人也，势不得不然也。赋率已定，分为十等。其分等之法，以收获之差额为标准而分配之。如水田之收获，其最多者为二百四十圆、其最少者为十一圆，乃取其两极之差分为十等，自二百四十圆至二百六圆为一等、自二百五圆至百八十六圆为二等，依此递下分至十等；复取其等内最高、最低之数而平均之，以百分之比例计算赋率。如一等之平均数为二百二十三圆，定其赋率为百分之八，则得地赋十七圆八十钱；即第一则之赋率也。就理论而言，凡一类之田，其赋率必须一律，方为平允；如水田之赋率定为百分之八，则无论上田、下田均应以此为标准而定之。然日人定台湾之赋率，以百分之七为水田赋率之中数；上田依此递加五厘至百分之八为止，下田依此递减五厘至百分之六为止。其最上、最下之极则，约差百分之二；是上田百圆须纳八圆之赋、下田百圆仅纳六圆而已，殊与赋税均平之原则相背。而日人则谓上田之负担力较之下田为强，强则赋重而不苦；下田之负担力较之上田为弱，弱虽赋轻犹不能堪。故其赋率虽有等差，而其负担之程度则相均云。赋率已定、等则已立，乃按等计田、按田计甲、按甲计赋（参考附表七），造具征收簿册，于明治三十七年发布「地赋规则」，改征新赋。总计科赋土地六十三万三千六十五甲，地赋总额二百九十八万九千二百八十七圆十钱；比之旧有地赋，约增二倍。以之与旧赋相较，上则田一甲旧赋仅四圆七十四钱五厘者，今则十七圆八十钱；约增三倍。然据日人调查，新赋之数虽较旧赋为重，而土地之负担平均计算，反较旧有之负担为轻。盖旧赋之外，尚有附加税及大租等负担；平均计之，每甲十二圆三十三钱二厘。今因大租消灭，新赋之内仅有地赋及附加税二者而已；平均计算，每甲不过九圆三十二钱七厘。较之旧赋，实减二圆九十钱五厘。旱地之负担，亦减九十六钱七厘（参考附表八）。我国加赋而赋减，日人减赋而赋加；政治运用之工拙，于此可见矣。
附表六（地赋率算定表）
附表七（水田、旱田、养鱼池则别甲数收获及地赋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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