载，然实录于八年四月始具载贡院所申请，不出主名。按本传则察实权判贡院，所云上封者，盖指察也。本志所云后四岁，贡院复以为言，则此言及八年二诏，皆察发之。
又诏补荫选人，自今止令吏部流内铨候该参选日量试所习艺业注官，其庆历三年十一月条制勿行。会要系此语于二月二十二日【九】。
监察御史包拯言：「臣伏睹先降敕节文：应奏荫选人年二十五以上，遇南郊大礼，限半年内许令赴铨投状，京官每年春季赴国子监投状。并差两制官于逐处考试，内习词业者或论或诗赋、习经业者各专一经试墨义等及格者，与放选注官及差遣。自敕下之后，天下士大夫之子弟莫不靡然向风，笃于为学。诏书所谓『非惟为国造士，是乃为臣立家』，实诲人育材之本也。近闻有臣僚上言，欲议罢去，是未之熟思尔。且国家推恩之典，其弊尤甚，因循日久，训择未精，今诏命方行，遽欲厘革，则务学者日以怠惰，一旦俾临民莅政，懵然于其间，不知治道之所出，犹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。或前条制有未尽事件，欲望只令有司再加详定，依旧施行。」
枢密副使庞籍言，曩霄已受封册，望早令延州、保安军立定封界。
壬午，录周世宗曾侄孙柴揆为三班奉职。
谏官钱明逸言，中书五房提点、堂后官【一○】，枢密院诸房副承旨、主事、令史而下，请自今毋得与臣僚往还，从之。
三班院言自今使臣除丧者，望比京朝官例，特免短使，升半年与家便差遣，从之。
赐陕西缘边诸军特支钱。
癸未，诏荆湖南路安抚转运、提点刑狱司，应蛮事申覆不及者，听便宜从事。
甲申，诏曰：「朕以元元之故，已赦曩霄罪【一一】，许复为藩臣，纳誓寝兵，与之更始。朕念师兴以来，陕西士暴露良苦，民疲转饷。其降系囚罪一等，杖笞释之；边兵赐缗钱；民去年逋负皆勿责，蠲其租税之半。麟、府州尝为羌所寇掠，除逋负视此。进士一举、诸科两举，并与免今年取解。」
迩英阁读汉书高祖封韩信为齐王事，上曰：「高祖之从谏、善用人不疑如此【一二】。」丁度对曰：「高祖聪明大度，故臣下得尽其诚。不然，何以基帝业也？」
乙酉，诏枢密院，凡言边防利害，更改兵器、军阵、乡军、牧马事，并付详定编敕所，酌其经久可行者具为令。
丙戌，罢入粟授官。会要云从殿中丞张庚所请。
是月，欧阳修上疏曰：
臣闻士不忘身，不为忠信；言不逆耳，不为谏诤。故臣不避髃邪切齿之祸，敢冒一人难犯之颜，惟赖圣慈幸加省察。臣伏见杜衍、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，一旦相继而罢，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，而不闻其可罢之罪。臣职虽在外，事不审知，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贤，其识不远，欲广陷良善，则不过指为朋党，欲摇动大臣，则必须诬以专权。其故何也？夫去一善人而觽善人尚在【一三】，则未为小人之利，欲尽去之，则善人少过，难为一二求瑕，惟指以为朋党，则可以一时尽逐。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，则不可以他事动摇，惟有专权是人主之所恶，故须此说，方可倾之。臣料杜衍等四人各无大过，而一时尽逐，富弼与仲淹委任尤深，而忽遭离间，必有朋党、专权之说，上惑圣聪。臣请详言之。
昔年仲淹初以忠信谠论闻于中外，天下贤士争相称慕，当时奸臣诬作朋党，犹难辨明。自近日陛下擢此数人，并在两府，察其临事，可以辨也。盖杜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，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，韩琦则纯正而质直，富弼则明敏而果锐，四人为性，既各不同，虽皆归于尽忠【一四】，而其所见各异，故于议事，多不相从。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，仲淹力争而□之。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，请急修边备，富弼料九事，力言契丹必不来。至如尹洙，亦号仲淹之党，及争水洛城事，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，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。此数事尤为彰着，陛下素已知者。此四人者，可谓至公之贤也。平日闲居，则相称美之不暇，为国议事，则公言廷争而无私。以此而言，臣见杜衍等真得汉史所谓「忠臣有不和之节」，而小人谗为朋党，可谓诬矣。
臣闻有国之权，诚非臣下所得专也。臣窃思仲淹等自入两府以来，不见其专权之迹，而但见其善避权也。夫权得名位则可行【一五】，故行权之臣，必贪名位。自陛下召琦与仲淹于陕西，琦等让至五六，陛下亦五六召之。至如富弼三命学士，两命枢密副使，每一命，未尝不恳让愈切，而陛下用之愈坚，固天下之人所共知。臣但见避让太繁，不见其专权贪位也。及陛下坚不许辞，方敢受命，然犹未敢别有所为。陛下欲其作事，乃开天章召而赐坐【一六】，授以纸笔，使其条列。然觽人避让不敢下笔，弼等亦不敢独有所建。因此又烦圣慈出手诏，指定姓名，专责其条列大事，而行之以久【一七】，冀皆有效【一八】。弼性虽锐，然亦不敢自出意见，但举祖宗故事，请陛下择而行之。自古君臣相得，一言道合，遇事而行，更无推避。弼等蒙陛下圣意委任，督责丁宁，而犹迟缓自疑，作事不果，然小人巧谮，而曰专权者，岂不诬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