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击，必求助于北敌，北敌分兵助昊，则可牵其南下之力，若不助昊，则二国有隙，自相疑贰，此亦「伐交」之策也。假令二国刻期分路并入，我能先期大举，则元昊仓皇，自救不暇，岂能与北敌相为表里？是破其素定之约，乖其刻日之期，此兵法所谓「亲而离之」者，亦「伐交」之策也。昊贼叛逆以来，幸而屡胜，长有轻视诸将之心，今又见朝廷北忧契丹，方经营于河朔，必谓我师不能西出。今乘其骄怠，正是疾驱急击之时，此兵法所谓「出其不意」者，取胜之上策也。前年西将有请出攻者，当时贼气方盛，我兵未练，朝廷尚许其出师，况今元昊有可攻之势，此不可失之时。彼方幸吾忧河北，而不虞我能西征，出其不意，此可攻之势也。自四路分帅，今已半年，训练恩信，兵已可用，故近日屡奏小捷，是我师渐振，贼气渐耱，此可攻之势也。苟失此时而使二敌先来，则吾无策矣。臣愿陛下不以臣言为狂，密诏四路之帅协议而行之。此四事也。
其五曰可任之臣。臣又闻语曰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」况今文武常选之官，盈于朝廷，篃于天下，其间非无材智之人。陛下总治万几之大，既不暇尽识其人，固不能躬自进贤而退不肖；执政大臣动循旧例，又不敢进贤而退不肖；审官、吏部、三班之职，但掌文簿差除而已，又不敢越次进贤而退不肖。是上自天子，下至有司，无一人得进贤而退不肖。所以贤愚混杂，侥幸兼容，三载一迁，更无精别【三六】。平居无事，常患太多而差除不行，但临事要人，常曰无人使用。自古任人之法，无如今日之谬也。今议者或谓以举主转官为进贤，犯罪即黜为退不肖，此不知其弊之深也。大凡善恶之人各以类聚，故好赃滥者各举贪浊之人，好财利者各举诛求之人，性庸懦者各举不才之人，守廉节者乃举公干之人。朝廷不问是非，但见举主数足，便与迁官，则公干者进矣，贪浊者亦进矣，诛求者亦进矣，不才者亦进矣。混淆如此，便可为进贤之法乎？方今黜责官吏，岂有澄清纠按之法哉？唯犯赃之人，因民论诉者，乃能黜之耳。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财贿者，亦强黠之吏，政事必由己出，故虽诛剥豪民，尚或不及贫弱；至于不才之人，不能主事，觽胥髃吏，共为奸欺，则民无贫富，一时受弊。以此而言，则赃吏与不才之人为害等耳。今赃吏因事自败者十不去一二，至于不才之人，上下共知而不问，宽纵容奸，其弊如此，便可为退不肖之法乎？贤不肖既无别，则宜乎设官虽多而无人可用也。臣愿陛下明赏罚，责功实，则才不才皆列于前矣。
臣故曰，五者皆有，然陛下不得而用者，为有弊也。三弊、五事，臣既详言之矣，唯陛下择之。天下之务，不过此也。
方今天文变于上，地理逆于下，人心怨于内，敌国攻于外【三七】，事势如此，殆非迟疑宽缓之时，惟陛下留意。
乙卯，诏诸路转运使副为按察之官，其路分兵马钤辖并位其下，提点刑狱朝臣许压州钤辖，而与路分钤辖以官□之。
又诏：「自今应臣僚入见及辞谢，如值假故，不御前殿，即依旧制并放外。若事急速，许令后殿见谢辞，及放正衙，并系临时特降朝旨，即不得辄自上章陈乞。」时权御史中丞贾昌朝言：「护国节度使兼侍中张耆赴河阳，武安军节度使高化赴相州【三八】，乞免衙辞；河阳节度使杨崇勋复平章事，乞免衙谢。兼闻上件官等并乞只于后殿见辞者。按近制，臣僚见谢辞并合在前殿，仍诣正衙，除假故外，若事急速，或许于后殿，或免过正衙，并系临时特旨。耆等位为节制【三九】，久去朝阙，辞见不由前殿，出入不诣正衙，或扶以拜君，或揖而受赐，既称衰疾，且冒宠荣，虽圣上眷待老臣，特推异数，犹宜避免，以示恪恭，岂可辄上奏封，自求优便？今国家外捍边寇，方任武臣，所宜并示恩威，不可专用姑息，仍恐文武臣僚自此更轻慢朝廷之仪。」乃下是诏，仍牓朝堂。此据会要。
丙辰，上谓宰相曰：「朝廷间遣中人出诇外事，而近者臣僚反多奏辟，甚无谓也，宜令御史台劾奏之。」
又诏翰林医官有劳者止迁本院官，毋得换右职及别兼差遣。
丁巳，诏：「比上书献方略者，率多市文于人，或削取前后臣僚章奏，以冀恩赏。已诏无得更陈边事。如闻尚有诣阙者，其令禁绝之。」
戊午，建大名府为北京。德音降河北诸州军系囚一等，杖以下释之。严饬行宫，增置仓牔、营舍，并给官钱，毋得科率。
景佑中，范仲淹知开封，建议城洛阳以备急难。及契丹将渝盟，言事者请从仲淹之请。吕夷简谓：「契丹畏壮侮怯，遽城洛阳，亡以示威，必长敌势。景德之役，非乘舆济河，则契丹未易服也。宜建都大名，示将亲征，以伐其谋。」诏既下，仲淹又言：「此可张虚声耳，未足恃也。城洛阳既弗及，请速修京城。」议者多附仲淹议。夷简曰：「此囊瓦城郢计也。使敌得渡河【四○】而固守京师，天下殆矣。故设备宜在河北。」卒建北京，识者韪之【四一】。仲淹疏曰：
河朔地平，去边千里，敌骑豪健，昼夜兼驰，不数十日可及澶州【四二】。陛下乘舆一动，千乘万骑，非数日可办，仓卒之间，敌骑已近，欲进北京，其可及乎？此未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