乃追为之，非当日所奏。曾布亟请于上，盖知其妄也。高士京者，遵裕假子，士京为将官，尝与恕同官。士京庸暗，恕一日置酒，从容问士京曰：「公知元佑间独不与先公推恩否？」士京曰：「不知。」又问：「有弟兄无？」士京曰：「有兄士充，死。」恕曰：「此乃传王珪语言之人也。当是时，王珪为相，欲立徐王，遣公兄士充传道语言于禁中，知否？」士京曰：「不知。」恕因诱士京以官爵，曰：「公不可言不知，当为公作此事，第勿以语人。」因令所亲信王棫崇饰诬词【二○】，为士京作奏上之。珪由是得罪。遵裕最爱少子士育，病且死，士育未尝离左右。士育每为人言：「初不见士充来告遵裕以珪所问事也。」其后士京恨所得官爵不称意，屡欲自陈虚妄，高氏诸族皆恶之，绝不与通。（此参取新录绍圣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所书。邵伯温辨诬录称：「恕因帅中山，士京为将官。」按恕自绍圣元年五月复职，知徐州，八月改河阳，二年三月除宝制、知青州，寻自青州入为刑侍，未尝帅中山也。今但云「尝同官」庶不相抵梧。邵伯温辨诬曰：「邢恕诱高士京上书，论其父遵裕临死时，屏左右谓士京曰：『神宗弥留之际，王珪遣高士充来问我曰：「不知皇太后欲立谁？」我斥士充去。』恕又不考究，高遵裕既坐知庆州日建议取灵武事败，遵裕责散官，以宣仁故，免安置，留京师，宣仁后尤不喜，虽经哲宗登位覃恩，亦不许□，又安能预策立大计？惇、卞但欲诬罔宣仁，遂赠遵裕节度使，迁士京皇城使，特追贬王珪崖州司户参军，贬高士充散官。至元符末，高士育上书，自称遵裕幼子，其父最爱，父病且死，未尝离左右，不见士充来说王珪所问之语，士京亦不在父所。时钦圣后垂帘，特与士育改文资，除环庆路经略安抚司干办公事，盖察其言之实也。伯温见高公谏言，士京乃遵裕假子，士育实遵裕幼子。士京既为邢恕所诱作此事，恨章惇不甚进用之，屡欲自陈虚妄，南北宅高氏皆绝之。靖康初，诸王府赞读江端友上书，论士京事甚详。端友与高氏子孙相熟也。邢恕又言黄履在元丰末曾有章疏言宣仁后欲立徐邸事，伯温后在同州，于曾布之子絣处，见曾布手记当时事一编，云禁中原无黄履文字，黄履家出□草入狱为证。黄履与恕自未第而交游相善，恕亦与履同谋也。王棫，京师人。有口辨，好议论。熙宁中为熙河路走马承受，致仕，家富，游公卿之门，与邢恕为死党。伯温常见王棫、尚洙、李洵于恕所，皆妄人也。后章惇因恕荐，落棫致仕，除知北平军。未几，棫死，其子直方不以父为然，每为士大夫言父晚年病心。直方后将死，无子，与晁载之相善，以平生所收书尽归载之。观直方所留书画，于其间得王棫与邢恕往来书一通，皆共谋诬造诸人废立事者。」靖康初，诸王府赞读江端友上书辨宣仁诬谤，其略曰：「初，元丰中，高遵裕大败于灵武，责散官安置。未几，神宗崩，哲宗嗣位。宰相蔡确以谓遵裕者，宣仁族叔也，即建请牵复，以悦宣仁之意，而不知宣仁之不私其亲也。宣仁帘中宣谕曰：『遵裕丧师数十万，先帝缘此震惊，悒悒成疾，以至弃天下。今骨未寒，吾岂忍遽私骨肉而忘先帝乎？』即日批出曰：『遵裕得罪先帝，今来垂帘，凡高氏推恩独不可及遵裕。』确谋大沮。后确责知安州，作诗讥讪，坐贬新州。而邢恕乃确之腹心也，偶与遵裕之子士京中山同官，遂以垂帘时不推恩牵复事激怒之。使上书言王珪曾遣遵裕之子士充来议策立事，遵裕斥去之。士京庸懦不识字，实恕教之为书。士充簄远小臣，素不识珪，珪安得与之议及社稷大计？又何从辄通宫禁语言？且上书时，珪、士充、遵裕亦皆死矣，何所考按？臣窃闻元丰八年时政记，即确所修也，其载三月中策立事甚详，何尝有一疑似之言？恕之本心但谓不显王珪异同，则难以归功蔡确，而不知厚诬圣母之罪大也。恕之为人，非独有识之士无取，其子居实亦不乐其父所为也，天下皆知之。章惇，排斥元佑者也。在帘前奏事，悖傲不逊，都堂会议，以市井语侮诮同列，岂忠厚君子哉？尚云『极力以消除徐王觊觎之谤』，惇与王珪、蔡确同为执政受顾命，使当时果有异同，岂肯复为此言乎？则恕之谤，可谓欺天矣。缘此，绍圣中蔡卞独唱追废圣母之议，赖哲宗仁孝，不听其说。不然，人神痛愤，失天下心，为后世笑，悔可及乎？」王巩甲申杂记云：「武臣王棫为邢恕教令上书，诬宣仁于哲宗有异心，及教蔡渭等上书论元佑及元丰末年事，其书一箧悉在，皆恕手笔，其间涂窜者非一。棫于哲宗朝论之，得合门职名。既卒，其子直方特出其书，以示亲密。自元丰末至宣仁上仙，无不被诬者，而禹玉尤甚。蔡奉议蕃尝谓直方曰：『使王氏子竭产，亦愿得此书也。』蔡倅润过高邮，为予言之。王居东京九龙庙侧。」刘跂辨谤录载李清臣说章惇元符末因奏事自言：「王珪、司马光、刘挚、梁焘等行遣，皆是邢恕说与臣。」恕坐此责。恕上章乞与惇各被五木对吏，章不降出。跂录凡十余段，已附注元符元年五月辛亥及七月庚午。）
戊申，西上合门副使苗履权知兰州，兼管勾沿边安抚司公事。（履权知兰州已见三月七日。元符元年二月二十七日履复知兰州，代王舜臣。）
御批：「近诣景灵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