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枢密院言修将官敕书成。编修官都承旨刘奉世、韩川、王岩叟，副都承旨李绶，诏赐银绢有差。
自官制后，刑名并上尚书省取旨者，送中书，不上察院；事有系边机及军政，或本自察院画旨，下所在取当降特旨有所惩戒者，密院皆不见。同知院韩忠彦具其事，与三省集议：「凡断狱系前项依旧上密院，断已三次，觽议无异言，乃同入文字。」十月十四日画可施行。既逾旬，中书侍郎傅尧俞忽独具奏：「官制行之已久，不可遽改。昨不曾商量，吏人呈押，臣以为寻常文字，遂签书，然臣实昏乱，不能守官，乞从显黜，所有十四日指挥，乞不施行。」内降尧俞札子付都省，尧俞即于都堂变色出语侵忠彦，觽皆愕然。尧俞素非好辨者，觽疑其为中书刑房吏人所误也。后数日，尧俞又入札子云：「都堂聚议，臣实不知，略加究诘，必见诣实。」然殊不言及曾签书文字【一四】。吕大防谓刘挚曰：「钦之事当与略修润已降指挥，然钦之此举极误，不惟使外之邪党窥伺，幸吾曹有闲，亦令帘中有所疑，谓吾党欺钦之。」钦之，尧俞字也。遂改十月十四日指挥云：「公案系边防者，文臣上都省，武臣上密院同取旨。」是日（二十六日丁巳。）进呈，大防言：「此事久来聚议，恐是尧俞不听得，今改云云。」尧俞进曰：「如此则允当。」初，尧俞欲留身白此事，大防等谕以不须留，但对觽陈之可也。刘挚谓尧俞既签书文字，却有所诉，谓己不知，直以为觽人欺谩取其签书，故札子自云昏乱，其欲留身，盖将就帘前嫁其欺慢之罪于觽人，赖大防等晓其说而止之。徐闻激尧俞使为此者，实给事中范纯礼也。尧俞、纯礼于韩氏皆连亲，事多密咨纯礼。大防既信尧俞，尧俞又多谋于纯礼一二辈，所以差除闲多用洛人及韩氏姻旧云。（此据刘挚日记增入，十一月二日苏辙云云可考。）
己未，刑部侍郎韩宗道为宝文阁待制、知青州。寻复为刑部侍郎。（复为刑侍乃十一月二日，今并书。苏辙云云，十二月二十二日壬寅。）
刘挚记此事云：「宗道自刑部侍郎除宝文阁待制，吕大防实主之。初莫晓其故，昨撰除目，后疑其然。因博询，乃知宗道有求于傅尧俞，小封干大防，故忽发，谓觽人猝猝不能可否也。苏颂亦韩姻，为此委曲者，独谩挚及许将耳。宗道为正侍郎才三月，挚因晚集，以宗道事问大防曰：『何故除外任？』大防曰：『外面难得可移之人，宗道已多时。』挚曰：『宗道虽久，乃是权侍郎，改为正侍郎及今方百余日。』大防愕曰：『是是，然终须作待制，只是差早尔。』挚曰：『不然，只恁观之不为过，若比觽人则太优。陆佃为正侍郎五年，才得待制知颍州，梁焘两为谏议大夫，又为中丞，又为权尚书，请郡止得待制知郑州。天下公议亦可畏，不知外人如何说此差除也。』大防默然久之。逾月，宗道仍归故官。盖大防畏公议，因事改前过也。」（此据刘挚日记增入。）
右正言刘唐老言：「臣伏睹贡举条制，考进士试卷，以四场工拙定去留高下。窃详此法，盖以分经取人，有多寡、幸不幸之异，故使程文均取，更不分经考校。然而主司以其四场通定之文，复于去取议论，所主不一，或以经义，或以诗赋，或以策论，各随习尚，互为升黜。缘举人所系利害大者，在于得失，而高下又其次焉。须其去留、高下之闲，二者分为约束。如治平以前词赋取士，则去留主词赋，熙宁以后经术取士，则去留主经术，其论策二场，惟以品第高下。今既经术、词赋别成两科，须理各有所主，治经者必以义对为先，作赋者当以章句为重。臣欲乞将治经者以大义定去留，诗赋而兼经义者，以诗赋主取舍，策论止于定高下，不豫去留之例，依旧更不分经考校。如此则主司议论既各有适从，士子得失，亦不误所习，伏乞朝廷详酌施行。」从之。（密疏五年十月二十八日，得旨在十一月二日，今并此。旧录：十一月二日，右正言刘唐老言：「请治经举人以大义定去留，词赋而兼经义者，以诗赋定去留，并以论策定高下，仍依旧更不分经考校【一五】。」从之。按元佑密疏唐老以十月二十八日奏此，十一月二日得请，今并取唐老全疏及十一月二日指挥附此，又以上官均一疏具列于后。）
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：「臣窃见朝廷近缘臣僚上言，颁行贡举条制，治经之人以大义定去留，论策定高下；词赋而兼经义者，以诗赋定取舍，经义、论策定高下。新制一出，士大夫皆以为朝廷不复更取经义策论，学者相语以专事诗赋，不须考阅经史。盖以进士应举，以得失为重，高下次之。今以词赋定去留，则学者必尽力于诗赋，以幸有司之选，何暇以高下为计邪？臣窃观今次科场，以两科均取进士，府学试经义者，绝十分之二。以利害计之，将来学者必皆趋习词赋，天下之士皆应诗赋，而有司又执新制以定去留，臣恐自此学者为文诵书，惟一意于诗赋，不复治经阅史，探考义理之学【一六】、历代成败之迹。虽试义问策，仅如昔时帖墨耳。窃以朝廷昨来复添诗赋，盖缘自改经义以下，学者苟简，不该他书，不晓声律，故令兼习诗赋，与经义并行，以四场通定去留高下，非薄经义而尊诗赋。如朝廷之意欲卑抑经义，当时又岂复以经义为第一场，又以四场通定高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