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外，忠彦遂自陈谢于帘前；又挚奏请检出元佑挚与岩叟二疏，尽付实录，令书其事，相为表里，欺罔之迹如此。易言：「久在江湖间，熟闻其事，每怀忠愤，今始得言之。」且易前为谏官岁余，既详知之，自可言矣，岂可直至再为御史，忠彦执政，方遂论列？则朋附之迹自明。言「在江湖间闻其事」者，乃欲避孙贲阴受风旨之迹。又言「今忠彦方执政，而臣论其父勋，涉于附会之谤，孰若文彦博爵位极人臣之贵乎？使琦勋烈得明，虽死无所恨，何嫌疑之足避？」易为此言，巧欲盖其附会，而奸状愈明。其无所忌惮罔上如此。且琦之勋烈，英祖、神宗褒大显著，炳然共明，未尝掩蔽，固无待易等言之，则独出于附会执政，非为琦发也。若使韩氏子孙零落不振，朝廷不录其勋，则易为之言可矣。今韩氏果如何哉？为琦门人、故吏者，当以义报知己；为子孙者，当扬先父之美，可交利冒进，诬诋宗庙，上欺二圣，而自谓论报旧恩；发扬先德乎？使琦有知，当媿地下，故先帝尝谓：「如此恐非韩琦之意也。」易又引蔡确自称社稷之臣，盗定策之名，以谓其窃迹有自而来，盖由彦博等窃琦之勋，故其流及此。易之此论，尤为可骇，则是彦博之罪大于确矣。且彦博未尝自言此事以为己功也，先帝亦未尝掩琦之勋，尝曰：「正如丙吉、霍光，各不相揜，至和、嘉佑之事，前后相成，无相夺也。」盖先帝不独赏彦博等能建议定策之为难，而特以有功不言之为难，故圣意具载于诗、诏中，以为希世之高行也。易乃引确之事以为罪首，其说尤为险怪，盖欲巧发以中上意，而入其奸言耳。缘中丞梁焘，琦举馆职；谏议大夫刘安世父子，皆琦与忠彦幕客，合为一党，牢不可破，上下相应，邪说得行，无敢辨者。贲既通道，而岩叟出力助之。又方御史阙员，论者谓易为此，冀得其处。疏方出，盛传易旦夕必有除命，不意江东部吏、知饶州鄱阳县梅昌宗之子谈以易在江东挟私怨，捃拾其父罪，方頥炼犹未竟，谈诣登闻诉其父冤，且条上易奸私丑秽之状十余事，乞辨正，其迹甚明。奏既付外，而所附执政者出死力以左右之，格谈奏不下，卒平其事，言路无一人请治之者。其交结奸罔如此。缘忠彦既由旧勋，内挟中宫之援，外有间附之觽，去年六月，元佑四年六月七日，遂致大用，七月，其弟复尚公主。未几，谏官范祖禹、□安诗等言：「祖宗故事，戚里、宗室不许执政，今忠彦弟既尚主，宜如故事。此本朝至公之大法也。恐自此启例坏法，则宰执得以交通宫掖，非朝廷之福。」圣意方许候进财毕，而安世、岩叟辈出力庇之。至九月，明堂毕，范、□等再欲论列，而忠彦阴与挚先是移罢此二人谏职。其奸私如此。既而忠彦终以亲嫌故事不自安，故又使贲等交通言者，称扬父勋，为己之地，以固权位，易所以亟有此举。且言路乃二圣耳目之官，而遂为执政鹰犬之用，显为大臣论列，然则御史之设专为是乎？彦博方任师傅，易指为罔上冒赏之人，朝廷既不白其是非，又付之史官，以为可信。彦博前日不言，今日不辨，诚无所媿，然而朋党之论，上诋祖宗之圣德，以制诏为不实，谓先朝为过举，恐非圣时所宜有也，又非所以彰二圣之聪明，示天下以孝治。兹事甚大，诚系国体。唐李德裕贬制曰：「恭惟元和实录，不刊之书，擅敢改张，罔有畏忌，夺他人之懿迹，为私门之令猷。」正如今日之事，岂可使一代信史，肆自改易，使传疑于后世，两朝圣作，擅加诋议，侮灭为不足凭，以徇朋蔽之私，而为交利之地乎？况自古圣贤，不以立君为功，盖天命所在，非由人力，故介推有「贪天之功，以为己力」之论。仁宗盛年无子，养英宗于禁中，亲付大器。大臣遭际此时，奉行而已，何名为定策乎？虽使英庙未为储嗣，而值仁宗上仙，中外属望之久，慈圣之意已定，则知神器固有归矣，恐不假琦之力也。私记不知谁作，称「去年六月，忠彦遂致大用」，则作此时盖五年彦博罢平章军国重事后也。语多激讦，必不出彦博之手，鴜其子孙或门人、故吏辈为之耳 。「先帝谓如此恐非韩琦之意」，当检。「御史方阙员，论者谓易奏此疏，冀得其处。疏方出，盛传易旦夕必有除命，会梅谈讼之。」案：易除殿中侍御史，乃四年五月二十八日，具奏此疏时，任御史久矣，称易冀得御史，误。又五年五月二十七日，苏辙除中丞，易即请回避，改度支郎官及礼部郎官，又改国子司业，旋出为淮东宪。称「易旦夕必有除命」，若谓超迁它官则可，若御史，则易固在中也，此言亦恐误，今不取。梁焘行状云：御史贾易进呈札子，言：「嘉佑策立，天下着闻，功在韩琦，他人岂得乘时妄意邀取？」宣读次，帘中感伤之，焘曰：「琦不独嘉佑之功，又有治平预建大计之忠，太皇必记其事。」太皇曰：「记得当时只说有韩琦一人，仁祖见英宗，便曾宣谕功在韩琦，后来慈圣光献太后亦对仁宗备说本末子细。」焘对曰：「惟正人能成大功业。」焘与易盖共攻文彦博者，今附见，候考。陈天倪作颍滨语录载，苏辙云：仁庙至和末，富公、潞公、王文忠公尧臣皆在朝。一日，仁庙服药，而皇嗣未立，执政等忧之。时王文忠公尝与富公、潞公等议，请立英宗为皇嗣，事未上，而仁庙已勿药，遂绝口不敢道，中外无有知者。嘉佑间，魏公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