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能决议者，在此一事。夫信史之作，垂训万世，苟史臣顾避，不敢建明是非，而并载方册，传疑于后，恐不足为一代之典，其体不轻。臣是以敢触冒雠怨，援据实理，陈天下之公言，非特发韩琦千载之忠实愤懑，诚欲敬述仁宗与子之盛德、英皇丕承之休烈、神考追述之善志，圣谋如皦日丽天，后世无敢窃议而献疑者，臣虽陨身，死无所恨。伏望圣慈深赐省览，推春秋善善之法，明诏史
臣，直笔无隐，以伸正论，天下幸甚！
贴黄称：「同老碌碌庸人，见利忘义，固不足责，所可惜者，韩琦于仁宗皇帝有君臣千载之遇，故以身任天下，独建大议，援立圣明，以安社稷，垂福无疆，声名事业，近古未有，一
旦无根横议，攘而取之，亏忠义之实，悖廉逊之风，所损岂小哉！且君子生则不可夺志，死则不可夺名。臣窃伤一代名臣，其志与名皆遭掩蔽，是以剖心折肝，终究其说，使贤德晦而复明，公议缺而复着，诚有补于仁圣之治，伏乞哀怜幸察。」又称：「议者谓韩忠彦方在政府，而臣论辩其父勋劳，恐招附会之言，无乃避其形为是乎？臣则以谓不然，盖天下公议为之标的，若谓忠彦形迹可避，孰与文彦博位势极人臣之贵乎？夫天下以为忠义之事，人有盗而揜之者，忠义之人所当痛心疾首，如救焚溺，惟恐白之不早。使规规小嫌是畏，而为自全之计，是公朝无敢言之士也。恭惟太皇太后仁圣聪明，如韩琦定策大事，必闻之最详，伏望浚发德音，宣示史臣，俾直笔传信，为万世法，岂不尽善尽美哉？臣不胜昧死祈天之至。」又称：「范镇凡十余疏，皆在至和三年五月已后；吕诲、司马光之言，皆在嘉佑六年；王陶之言，又最近后。果如王同老所陈，已有定议，则此数人何为激切开陈如此之至耶？犹足验其狂妄不实。陛下纂承大宝，实自太皇太后推明先帝与子之意，而蔡确辈尚敢希冀盗取定策之名，盖其窃迹有自来矣，不可不察也。国史今已垂成，若不早赐降出臣此疏，使之决疑传信，则恐他时不免追改，其事不细，所宜深虑。
庚寅，太皇太后以易疏示三省，宣谕曰：「韩琦定策功甚详悉。在仁宗朝，无敢言此事者，惟韩琦一人言之。」忠彦即称谢帘前，刘挚因请检元佑初挚与王岩叟二疏，悉付实录院，从之。或曰：「易等为此，盖傅会忠彦，攻彦博也。彦博由是不安于位，寻罢去云。」（旧录云：先帝明彦博等功，而琦功盖不废，至书其碑额曰「两朝定策元勋」。易诋先帝之诏，欲傅会忠彦也。苏辙龙川别志云：嘉佑二年，仁宗始不豫，皇嗣未建，宰相文、富、韩三公方议所立，参知政事王公尧臣之弟正臣，尝为宗室说书官，知十三使之贤，即言之诸公。诸公亦旧知之，乃定议草奏书，即欲上之【七】，而上疾有瘳，即止，尧臣私收奏本。后韩公当国，髃臣相继乞选立宗子，乃定立十三使为皇子。及仁宗晏驾【八】，皇子践祚，赏定策之功，以韩公为首。及元丰末，尧臣子同老，上书缴进元奏，时诸公惟富、文在，皆归老于洛【九】。会文公入助郊飨，神宗访之，公具奏所以，神宗悦焉，故一时诸公皆被赏，而韩氏子恶分其功，辨之不已，文公之罢平章军国重事，由此故也。然英宗之誉，布于诸公，则始于尧臣，而其为皇子，嗣宝位，则韩公之力，不可诬也。按：仁宗始不豫，乃至和三年，寻改嘉佑元年，辙称二年，误也。又此时韩琦在相州，辙称宰相，亦误也。文彦博私记云：初，先帝既下褒显之诏，有云「乃知援立之功，厥有攸在」，嘉佑之诏，但宣之耳。又宰相王珪赠彦博诗，有「功业迥高嘉佑末」之句，实叙上语。韩氏子孙、故吏，始大切齿。后忠彦自高阳入为给事中，数进见，陈其父勋，又言其初不知有至和之议，殆同老辈造为之耳。据同老奏状，叙琦之言，则前议固已知之。帝常谓丙吉、霍光之事，前后两不相揜，而尧臣手迹在前，不容有伪。忠彦诉不已，先帝察其意，大望不过自欲求进，非为父勋之不明也，遂自给事中超拜礼部尚书。王珪以谓迁之太峻，前无此例，蔡确独左右之，帝曰：「此特以其父故，不可为例也。」故训辞专以父勋为言，方且觊大用矣。明年，先帝登遐，而元佑初，刘挚、王岩叟皆在言路，皆琦之门人、故吏。琦治平中，荐挚馆职，又忠彦常举挚自代；岩叟久从琦辟在幕府，父子皆出琦门。忠彦与其子治又使岩叟与挚累疏申琦定策之勋，力诋同老之妄，乞付史官备书其事，屈公论以报私恩，结朋党以欺圣听，其迹如此。未几，忠彦迁职，出帅定武，内怀怏怏。将行，复上书自列【一○】。岁余召还，止缘勋阀，以致大用。御史贾易复承望忠彦风旨，附会挚与岩叟之论，更唱迭和，以是为非，诋欺先帝之圣诏，蔽惑二圣之聪明。盖韩氏门人孙贲，贲黄州人，字公素，喻风旨于易，并录忠彦、挚、岩叟之疏，与之使言，仍同草疏，故易所叙与忠彦之奏一一符同。韩琦书疏、诏谕独藏琦家。又王同老、文彦博奏状等尽在史院，并至和议论，迨今三十余年，他人无得知之，而易何从而尽得之？乃贲录于韩氏而与之耳。此宰执而下，中外士人所共知也，特以朋党方盛，莫敢言者。易疏言六不可信，挚与岩叟之论大抵以同老所进诏草为不实，文彦博附会同老，以揜琦之功烈也。至易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