逆鳞之诛，而阿意顺旨，不尽其心，以事陛下，则臣所不忍。臣按：苏轼如圣谕非是讥讽祖宗，然只以祖宗置于议论之间，便是有伤大体，安得以为无罪？今陛下既不欲罪轼，又不欲罪臣等，而拟两罢其事。在慈仁兼爱之心，则可谓至矣，于朝廷欲以立纪纲，正典刑，则未为得也。后日他事若更烦陛下和解，则恐纪纲由此隳，典刑由此废，启侥幸之门，开陵迟之端，自臣等始，负陛下罪不可容也。陛下听政以来，未尝有一事少差，此事更愿圣慈曲加思虑，必有所得者，臣愚不胜拳拳忠告之至。」贴黄：「臣愚闻有与轼为地，曲为之辞，以释其说，上欺天听者，愿陛下察其出于私意，不以为惑，则事遂矣。」
戊辰，诏：「自今举人程试，并许用古今诸儒之说，或出己见，勿引申、韩、释氏之书。考试官于经义【六】、论、策通定去留，毋于老、列、庄子出题。及举经明行修，京东西、河北、陕西路各五人，淮南、江南东西、福建、河东、两浙、成都府路【七】各四人，荆湖南路、广南东西【八】、梓州路各二人，荆湖北路、夔州、利州各一人，委知县当职官司同保任申监司，监司再加考察以闻，仍充本州岛解额，无其人则阙之。」（吕大防作吕公着神道碑云：「自熙宁四年，始改科举，罢词赋等，用王安石经义以取士，又以释氏之说解圣人之经。学者既不博观髃书，无修词属文之意，或窃诵他人已成之书写之以干进。由此科举益轻，而文词之官渐艰其选。先帝以答高丽书不称旨，故当时以为言，议者欲以诗赋代经义，公着乃于经义之外益以诗赋，而先经义，以尽多士之能，又禁有司不得以老、庄之书出题，而学者不得以申、韩、佛书为说，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学，不得专用王氏。」）
复置太官令一员，从光禄卿赵令铄言也。
庚午，翰林学士苏轼言：
臣近以试馆职策问为台谏所言，臣初不敢深辩，盖以自辩而求去，是不欲去也。今者窃闻圣明已察其实，而臣四上章四不允，臣子之义，身非己有，词穷理尽，不敢求去，是以区区复一自言。
臣所譔策问，首引周公、太公之治齐、鲁，后世皆不免衰乱者，以明子孙不能奉行，则虽大圣大贤之法，不免于有弊也。后有文帝、宣帝仁厚而事不废，核实而政不苛者，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，无观望希合之心，则虽文帝、宣帝，足以无弊也。中间又言六圣相受，为治不同，同归于仁，其所谓偷与刻者，专谓今日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识朝廷所以师法先帝之本意，或至于此也。文理甚明，粲若黑白，何尝有毫发疑似议及先朝？非独朝廷知臣无罪可放，臣亦自知无罪可谢也。
然臣闻之古人曰：「人之至信者，心目也；相亲者，母子也；不惑者，圣贤也。然至于窃鈇而知心目之可乱，于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，于拾煤而知圣贤之可惑。」今言臣者不止三人，交章累上不啻数十，而圣断确然深明其无罪，则是过于心目之相信、母子之相亲、圣贤之相知远矣。德音一出，天下颂之，史册书之。耳目所闻见，明智特达，洞照情伪，未有如陛下者。非独微臣区区欲以一死上报，凡天下之为臣子者闻之，莫不欲碎首糜躯，效忠义于陛下也。不然者，亦非独臣受暧昧之谤，凡天下之为臣子者闻之，莫不以臣为戒，崇尚忌讳，畏避形迹，观望雷同，以求苟免，岂朝廷之福哉？
臣自闻命以来，一食三叹，一夕九兴，心口相谋，未知死所。然臣所譔策问，似实亦有罪，若不尽言，是欺陛下也。臣闻圣人之治天下也，宽猛相资；君臣之间，可否相济。若上之所可，不问其是非，下亦可之，上之所否，不问曲直，下亦否之，则是晏子所谓「以水济水，谁能食之」，孔子所谓「惟予言而莫予违，足以丧邦」者也。臣昔于仁宗朝举制科，所进策问及所答圣问，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，督察百官，果断而力行也。及事神宗，蒙召对访问，退而上书数万言，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，含垢纳污，屈己以裕人也。臣之区区不自度量，常欲希慕古贤，可否相济，盖如此也。伏睹二圣临御以来，圣政日新，一出忠厚，大率多行仁宗故事，天下翕然衔戴恩德，固无可议者。然臣私忧过计，常恐百官有司矫枉过直，或至于偷，而神宗励精核实之政渐致隳坏。深虑数年之后，驭吏之法渐宽，理财之政渐簄，备边之计渐弛，而意外之忧有不可胜言者。虽陛下广开言路，无所讳忌，而台谏所击不过先朝之人，所非不过先朝之法，正是「以水济水」，臣窃忧之。故辄用此意，譔上件策问，实以讥讽今之朝廷及宰相、台谏之流，欲陛下览之，有以感动圣意，庶几兼行二帝忠厚励精之政也。台谏若以此言臣，朝廷若以此罪臣，则斧钺之诛，其甘如荠。今乃以为讥讽先朝，则亦簄而不近矣。且非独此策问而已，今者不避烦□，尽陈本末。臣前岁自登州召还，始见故相司马光，光即与臣论当今要务，条其所欲行者。臣即答言：「公所欲行者诸事，皆上顺天心，下合人望，无可疑者。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，何则？差役、免役，各有利害。免役之害，掊敛民财，十室九空，钱聚于上，而下有钱荒之患。差役之害，民常在官，不得专力于农，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。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，今以彼易此，民未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