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务，如是，政令之得失、下民之疾苦，粲然无所隐矣。以圣主睿明之资，有贤相公忠信之助，使谠言日进，下情上通，则至治可指期而致，弊法何难去哉？夫难得而易失者，时也。今病虽已深，犹未至膏肓，苟制治于未乱，保邦于未危，尚有反掌之易。失今不治，遂为痼疾，虽丙、魏、姚、宋之佐，将莫如之何，必有噬脐之悔矣。相公读书从仕，位至首相，展志行道，正在此时。苟志无所屈，道无所失，其合则利泽施于四海，其不合则令名高于千古，丈夫立身事君，始终如此，亦可以为无负矣。
充代王安石为相，知天下不便新法，欲有所变更，尝乞召还光及吕公着、韩维、苏颂，又荐孙觉、李常、程颢等十数人，皆安石所斥退者，故光遗以此书。而充不能用，光亦卒不起。光与充书，不知何时。据光书云「年垂六十」，充以熙宁九年十月代王安石为相，光是年五十八，其明年当熙宁十年，光年五十九，因收光书附十年末。
张方平上书言：
臣闻好兵犹好色也。伤生之事非一，而好色者必死；贼民之事非一，而好兵者必亡。此理之必然者也。夫惟圣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，故其胜也，享安全之福；其不胜也，必无意外之患。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，故其胜也，则变迟而祸大；其不胜也，则变速而祸小。是以圣人不计胜负之功，而深戒用兵之祸。何者？兴师十万，日费千金，内外骚动，殆于道路者七十万家。内则府库空虚，外则百姓穷匮。饥寒逼迫，其后必有盗贼之忧；死伤愁怨，其终必致水旱之报。上则将帅拥觽，有跋扈之心；下则士觽久役，有溃叛之志。变故百出，皆由用兵。至于兴事首议之人，冥谪尤重，盖以平民无故缘兵而死，怨气充积，必有任其咎者。是以圣人畏之重之，非不得已不敢用也。
自古人主好动干戈，由败而亡者，不可胜数。臣今不敢复言，请为陛下言其胜者。秦始皇既平六国，复事胡、越，戍役之患，被于四海，虽拓地千里，远过三代，而坟土未干，天下怨叛，二世被害，子婴被擒，灭亡之酷，自古所未尝有也。汉武帝承文、景富溢之余，首挑匈奴，兵连不解，遂使侵寻及于诸国，岁岁调发，所至成功。建元之间，兵祸始作。是时，蚩尤旗出，长与天等，其春，戾太子生，自是师行三十余年，死者无数。及巫蛊事起，京师流血，僵尸数万，太子父子皆败，故班固以为太子生长于兵，与之终始。帝虽悔悟自克，而没身之恨，已无及矣。隋文帝既下江南，继事夷狄，炀帝嗣位，此志不衰，皆能诛灭强国，威震万里，然而民怨盗起，亡不旋踵。唐太宗神武无敌，尤喜用兵，既已灭突厥、高昌、吐谷浑等，犹且未厌，亲驾辽东，皆志在立功，非不得已而用。其后，武氏之难，宗室陵迟，不绝如覴。盖用兵之祸，物理难逃。不然，太宗仁圣□厚，克己裕人，几至刑措，而一传之后，子孙涂炭，此岂为善之报也哉？由此观之，汉、唐用兵于□仁之后，故胜而仅存；秦、隋用兵于残暴之余，故胜而遂灭。臣每读书至此，未尝不掩卷流涕，伤其计之过也。若使此四君者，方其用兵之初，随即败衄，惕然戒惧，知用兵之难，祸败之兴当不至此。不幸每举辄胜，故使狃于功利，虑患不深。臣故曰「胜则变迟而祸大，不胜则变速而祸小」，不可不察也。
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，无意于兵，将士惰偷，兵革朽钝。元昊乘间窃发西鄙，延安、麟府、泾原之间，败者三四，所丧动以万计，而海内宴然，兵休事已，而民无怨言，国无遗患。何者？天下臣庶知其无好兵之心，天地鬼神谅其有不得已之实故也。今陛下天锡勇智，意在富强，即位以来，缮甲治兵，伺候邻国，髃臣察见此指，多言用兵。其始也，弼臣执国命者，无忧深思远之心；枢臣当国论者，无虑害持难之识；在台谏之职者，无献替纳忠之议。从微至着，遂成厉阶。既而薛向为横山之谋，韩绛效深入之计，陈升之、吕公弼等阴与协力，师徒丧败，财用耗屈，较之宝元、庆历之败不及十一，然而天怒人怨，边兵叛背，京师骚然，陛下为之旰食者累月。何者？用兵之端，陛下作之，是以吏士无怒敌之意，而不直陛下也。
尚赖祖宗积累之厚，皇天保佑之深，故使兵出无功，感悟圣意。然浅见之士，方且以败为耻，力欲求胜，以称上心。于是王韶作祸于熙河，章惇造衅于横山，熊本发难于渝、泸。然此等皆残杀已降，俘累老弱，困敝腹心，而取空虚无用之地，以为武功，使陛下受此虚名，而忽于实祸。勉强砥砺，奋于功名，故沈起、刘彝复发于安南，使十余万人暴露瘴毒，死者十而五六，道路之人毙于输送，资粮器械不见敌而尽。以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，而李宪之师复出于洮州矣。今师徒克捷，锐气方盛，陛下喜于一胜，必有轻视四夷，陵侮敌国之意。天意难测，臣实畏之。
且夫战胜之后，陛下可得而知者，凯旋捷奏，拜表称贺，赫然耳目之观耳。至于远方之民，肝脑屠于白刃，筋骨绝于馈饷，流离破产，鬻卖男女，熏眼、折臂、自经之状，陛下必不得而见也；慈父、孝子、孤臣、寡妇之哭声，陛下必不得而闻也。譬犹屠杀牛羊，刳脔鱼□，以为膳羞，食者甚美，见食者甚苦。按：苏轼文集作「受者甚苦。」使陛下见其号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