庙，禧忽对觽言：『仁宗多有遗行。』乞下所司劾正其罪。」诏禧、定、季长、谌具析。谌以为如承禧言，定、季长言略不省记。诏开封府究实。禧言：「臣为御史时，以事至章懿皇后神御殿。昨试进士，与承禧、李定、沈季长、周谌会坐，臣问定章懿所以庙祀之由。定因言仁宗每念章懿之不及见，至发于梦寐，遂以长主降其舅子玮。臣叹曰：『虽富有天下，有所不足者，乃如此，曷胜遗恨哉！』而承禧易『恨』为『行』，遂谓之谤。」后开封府言谌等分析异同，未经参对，难推究结绝。诏禧虚实证等无可根究，虽会赦，依律拟罪赎铜四十斤。乙亥，九月十六日。
都提举市易司言：「袁州和买紬绢，旧以盐准折。今乞依诸路例，每匹给钱千，从本司遣官据合支盐数，以末盐钞赴州出卖。」从之。
壬辰，宣徽北院使、中太一宫使张方平为宣徽南院使、判应天府。方平在朝，虽不任职，然多所建明，尝论汴河曰：
臣窃惟今之京师，古所谓陈留，天下四冲八达之地者也，非如函秦天府，百二之固，洛宅九州岛之中，表里山河，形胜足恃。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国而建都，至于石晋割幽蓟之地以入契丹，遂与强敌共平原之利。故五代争夺，其患由乎畿甸无藩篱之限，本根无所庇也。祖宗受命，规模毕讲【四】，不还周、汉之旧，而梁氏是因，岂乐而处之？势有所不获已者，大体利漕运而赡师旅，依重师而为国也。则是今日之势，国依兵而立，兵以食为命，食以漕运为本，漕运以河渠为主。国初浚河渠三道，通京城漕运。自后定立上供年额，汴河斛岗六百万石，广济河六十二万石，惠民河六十万石。广济河所运，止给太康、咸平、尉氏等县军粮而已。惟汴河所运，一色粳米，相兼小麦，此乃太仓畜积之实。今仰食于官廪者，不惟三军，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，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，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。京，大也；师，觽也。大觽所聚，故谓之京师。有食，则京师可立；汴河废，则大觽不可聚。汴河之于京师，乃是建国之本，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。近岁已罢广济河，而惠民河斛岗不入太仓，大觽之命惟汴河是赖。今陈说利害，以汴河为议者多矣，臣恐议者不已，屡作改更，必致汴河日失其旧【五】，国家大计殊非小事。愿陛下特回圣鉴，深赐省察，留神远虑，以固基本。
又尝论钱禁曰：
臣伏以钱者国之重利，日用之所急，生民衣食之所资。有天下者，以此制人事之变，立万货之本。故钱者，人君之大权，御世之神物也。窃观自汉以来，名臣高识者之笃论，皆以为禁铜造币，开通塞轻重之术，此济民之切务，保邦之盛业也。故钱必官自鼓铸，民盗铸者抵罪至死，示不与天下共其利也。
国家故事，诸监所铸钱悉入于王府，岁出其奇羡，给之三司，方流布于天下。然自太祖平江南，江、池、饶、建置炉鼓铸，岁至百万缗，积百年之所入，宜乎贯朽于中藏，充足于民间矣。乃自比年以来，公私上下，并苦乏钱，百货不通，万商束手。又缘青苗、助役之法，农民皆变转谷帛，输纳见钱，钱既难得，谷帛益贱，人情窘迫，谓之钱荒。府库例皆空虚，人户又无居积，不知岁所铸钱，今将安在？此事实系安危之体，宜明利害之源。
夫铸钱禁铜之法旧矣，累朝所行，令暣具载。钱出中国界及一贯文，罪处死，而又重立赏格，使人告捕。至于居停、资给、担擎人等，与夫官吏之失于检察者，各等第坐罪。又禁铜之法，犯至九斤已得刺配之罪，亦设告赏之科【六】。而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，删去旧条，削除钱禁，以此边关重车而出，海舶饱载而回。闻缘边州军钱出外界，但每贯收税钱而已。诸谊舶，旧制惟广州、杭州、明州市舶司为买纳之处，往还搜检，条制甚严，尚不得取便至他州也。今日广南、福建、两浙、山东，恣其所往，所在官司公为隐庇，诸系禁物，私行买卖，莫不载钱而去。钱本中国宝货，今乃与四夷共享。又自废罢铜禁，民间销毁无复可辨。销镕十钱，得精铜一两，造作器物，获利五倍。如此则逐州置炉，每炉增课，是犹畎浍之益，而供尾闾之泄也。大为之防，民犹踰焉，若又废之，将何惮矣！盖自弛禁数年之内，中国之钱日以耗散，更积岁月，外则尽入四夷，内则恣为销毁，坏法乱纪，伤财害民，其极不可胜言矣！
臣见公私上下，并苦乏钱，深求其由，仅有一得。因番阅前后令敕，诚见条例之未便，今具录敕文，进之衡石。伏愿陛下申明旧章，急救其弊，立四夷内外之限，通下民衣食之原。重惟古先圣人之立制，内夏而外夷。今乃倾中国之利，挠君权，竭民用，以资外国；又弛铜禁，通商贩，铜入四夷【七】，无复纪极，所谓假寇兵也。既资之财，又假之兵，以济其猾逆之心。暴害之力，桀黠之徒，有以窥国家御边之无算，枢机之不密，安得不启其侵侮之谋者哉？不知议法者之意，据何义理？举累朝经远长虑，所以保国便民之典，一旦削而除之，此国之大事，惟陛下圣明察纳，早垂神断。
既数请便郡，上曰：「卿在朝岂有所好恶者欤？何欲去之速也？」方平曰：「臣平生未尝与人交恶，但欲归老耳。」上知不可留，乃有是命，谓方平曰：「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