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之，有成说矣。浚行未几，江、浙士大夫摇动，颐浩遂变初议。是日，诏随驾百官及诸统制赴都堂，至晚，封进入，大率皆言：“鄂、岳道远，馈饷难继，又虑上驾一动，则江北群盗乘虚过江，东南非我有矣。”翼日，辅臣入对，上犹未观，谓颐浩曰：“但恐封事中趣向不一。昔真宗澶渊之役，陈尧叟蜀人，则欲幸蜀，王钦若南人，则欲幸金陵，惟寇准决策亲征。人臣若不以家谋，专为国计，则无不安利矣。”然卒定东行之策。
戊寅，徽猷阁待制、知庐州胡舜陟知健康府，充沿江都制置使，集英殿修撰王羲叔副之。
先是舜陟言：“欲专治军旅，前迎大敌，以谋与战，仰护行在。”王綯曰：“舜陟语甚壮，似可托以方面。”上曰：“言未可信，须在行事。”会兵部侍郎、沿江措置使陈彦文引疾，罢为龙图阁直学士，在外宫观，乃卒用之。自军兴后，淮西八郡，群盗攻蹂无全城；舜陟守庐二年，安堵如故，由是庐人德之。
丁亥，辅逵攻涟水军南寨，大掠之，杀涟水军使、朝请大夫郝璘，丞、修职郎吴深，遂以其众降于淮南招抚使王侄。先是太学博士孟健，自海州率民兵数千勤王，至涟水军南寨，因留焉。逵攻之数月，及陷，健与其家皆死。后赠璘等官，录其家有差。
是日，帝召诸将，问以移跸之地。御前右军都统制张俊，御营都统制辛企宗，劝帝自鄂、岳幸长沙。左军都统制韩世忠后至，曰：“国家已失河北、山东，若又弃江、淮，更有何地！”帝乃帝内侍押三人赴都堂议。帝闻俊等退避之说，殊怫然，至晚不食。戊子，吕颐浩等人奏，帝谓曰：“俊、企宗不敢战，故欲避于湖南。朕以为金人所恃者骑众耳，渐西水乡，骑虽众，不得骋也。且人心一摇，虽至川、广，恐所至皆敌国尔。”颐浩曰：“金人之谋，以陛下所至为边面。今当且战且避，但奉陛下于万全之地。臣颐浩留常、润死守。”帝曰：“朕左右岂可无宰相？”周望曰：“臣观翟兴、李彦仙辈，以溃卒群盗，犹能与金兵对垒，拒守陕、洛。臣等备位宰执，若不能死战以守，异日何颜见彦仙辈！臣实耻之。”帝曰：“张守入对，言不如留杜充建康，不可过江。”颐浩曰：“臣与王綯、周望、韩世忠议，本自如此。”帝又欲令世忠守镇江府，刘光世守太平及池州，颐浩等以为然，防淮之议遂格。
己丑，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吕颐浩进左仆射，同知枢密院事杜充守右仆射，并同平章事兼御营使。充既升秩，自言中风，在告。上知其不满，且以允久司留钥，天下属望，将授以兵柄，故越次用之。制下四月，充即起视事。
武功大夫、忠州刺史、知济面府宫仪屯盘石河，数与金人战，胜负略相当。金人患之，乃宣言：“宫太尉马军五不能当我之一，然步军绝胜。”仪闻之，以为然。金人屯密州北二十里，时出兵而南，仪御之。敌佯若不胜而退，仪易之；敌伺知懈，至是引兵攻仪，马步俱进，方战，马军少却，既而分为两翼，直攻中军，仪犹不知，众遂大溃。仪与京东经略安抚制置使刘洪道奔九仙山，金人又逼之，洪道以馀兵二千奔海州，李逵、吴顺乃以密州降金。洪道过楚州，为郭中威所败，遂至真州。诏仪即真州屯驻。
淮东副总管靳赛，以所部诣御营副使刘光世降，光世因以为将，就统其军。
庚寅，起居郎胡寅上疏曰：“世为陛下画七策为中兴之术：其一曰罢和议而修战略。盖和之所以可讲者，两地用兵，势力相敌，利害相当故也，非强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。而其议则出于耿南仲，南仲依李邦彦，谐谑小人，不知远滤，分明植党，必欲自胜。主战伐者，李纲、种师道两人而已。机会一去，国论纷然，中制河东之师，必使陷没，以伸和议之必信。二帝远去，宗族尽徙，中原涂炭，至今益甚。使其可和，则渊圣执德不回，驯致祸败，而陛下卑词厚礼，避地称臣，宜其少缓师矣，何乃累年尚无效耶？若以为强弱绝不相侔，则自古徒步奋臂，无尺寸之地而争帝王之图者，彼何人哉！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，罢绝和议，刻意讲武，以使命之币为养兵之费，此乃晋惠公征缮立圉之策，汉高祖迎太公、吕后之谋，断而行之，庶几敌国知我有含怒必斗之志，沙漠之驾，或有还期。不然，则僻处东南，万事不竞，纳赂则孰富于京室？纳质则孰重于二帝？饰子女则孰多于中原之佳丽？遣大臣则孰加于汴京之宰辅？如此计出万全，而强敌之来日甚一日，陛下可以深长思矣。其二曰置行台以区别缓急之务。或建康，或南昌，或江陵，审择一处以安太后、六宫、百司，以耆哲谙练大臣总台，从事郎吏而下，不轻移易，其虚名无实，徒费国用之所，一切省罢。陛下奉庙社之主，提兵按行，广治军旅，周旋彼此，不为定居，惟侍从臣寮、帅臣监司、要害守牧，以时进退其贤不肖功罪之著明者。而馈饷之权，自宜专责宰相，如汉委萧何以关中，唐委刘晏以东南；经制得人，加以岁月，量入为出，何患无财！所谓宰相之任，代天理物，扶颠持危，其责甚重，非特早朝晚见，坐政事堂，弊弊然于文具无益之末，移那阙次以处亲旧，济其私欲而已也。其三曰务实效而去虚文。大乱之后，风俗靡然，丕变之者，则在陛下。夫将帅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