庭芝至，文虎遗书贾似道曰：“吾将兵数万入襄阳，一战可平，但愿无使听命于京阃，事成则功归于恩相矣。”似道即命文虎为福州观察使，其兵从中制之。庭芝屡约进兵，文虎但与妓妾、嬖幸击鞠饮宴，以取旨未至为辞。
初，蒙古主命刘秉忠、张文谦、许衡定官制，衡考古今分并统属之序，去其权摄、增置、冗长、侧置者，凡省、部、院、台、郡、县与夫后妃、储籓、百司所联属统，制定为图，至是奏上之。使集公卿，杂议中书、院、台行移之体，衡曰：“中书佐天子总国政，院、台宜具呈。”时商挺在枢密，高鸣在台，皆定为咨禀，因大言以动衡曰：“台、院皆宗亲大臣，若一忤，祸不可测。”衡曰：“吾论国制耳，何与于人！”遂以其言质于蒙古主前，蒙古主曰：“衡言是也。”
丙午，蒙古左丞相耶律铸、右丞相廉希宪并罢。时有诏释大都囚，西域人伊赞玛鼎，为怨家所诉，系狱，亦被原免；蒙古主自开平还，怨家复诉之。时希宪在告，实不预其事，乃取堂判补署之曰：“天威不测，岂可幸其独不署以苟免耶？”希宪入见，以诏书为言，蒙古主曰：“诏释囚耳，岂有诏释伊赞玛鼎耶？”对曰：“不释伊赞玛鼎，臣等亦未闻此诏。”蒙古主怒曰：“汝等号称读书，临事乃尔，宜得何罪？”对曰：“臣等忝为宰相，有罪当罢退。”蒙古主曰：“但从汝言。”即与铸同罢。
蒙古立尚书省，罢制国用使司，以平章政事呼图达尔为中书左丞相，国子祭酒许衡为中书左丞，制国用使阿哈玛特平章尚书省事。
阿哈玛特多智巧，以功利自负。蒙古主急于富国，试以事，颇有成绩，又见其与史天泽争辨，屡有以诎之。由是奇其才，授以政柄，言无不从，专愎益甚。尚书省既立，诏：“凡铨选各官，吏部定拟资品呈尚书，尚书咨中书，中书闻奏。”阿哈玛特擢用私人，不由部拟，不咨中书。安图以为言，蒙古主令问阿哈玛特，阿哈玛特言：“事无大小，皆委之臣，所用之人，臣宜自择。”安图因请“自今惟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之臣，馀并付阿哈玛特。”蒙古主从之。阿哈玛特遂请重定条画，下诸路，括户口，增太原盐课，以千锭为常额。
庚戌，以高达为湖北安抚使、知鄂州，孙虎臣起复淮东安抚副使、知淮安州。贾似道迫于人言，故起用达；达怀宿憾，不为似道用。
甲寅，高丽国王禃遣使诣蒙古言：“臣已复位，今从七百人入觐。”诏令从四百人来，馀留之西京。诏改西京曰东宁府，画慈悲岭为界，以莽赉扣为安抚高丽使，率兵戍其西境。
辛西，颁《成天历》。
丙寅，以广东经略安抚使陈宗礼签书枢密院事，吏部尚书赵顺孙同签书枢密院事。
故事，宫中饮宴，名曰排当。理宗朝，排当之礼，多内侍自为之，遇有排当，则必有私事密启；帝即位，益盛，至出内帑为之。宗礼尝上疏言：“内侍用心，非借排当以侵羡馀，则假秋筵以奉殷勤，不知费几州汗血之劳，而供一夕笙歌之乐。请禁绝之。”不报。
丁卯，帝制《字民》、《牧民》二训，以戒百官。
戊辰，左丞相江万里罢。万里以襄、樊为优，屡请益师往救，贾似道不答，万里遂力求去，出知福州。时王应麟起为起居郎兼权吏部侍郎，上言曰：“国家所恃者大江，襄、樊其喉舌，议不容缓。朝廷方从容如常时，事几一失，岂能自安？”贾似道谋复逐之，会应麟以忧去。
二月，辛未朔，蒙古前中书右丞相巴延为枢密副使。
甲戌，蒙古筑昭应宫于高梁河。
丙子，蒙古主御行宫，观刘秉忠、博啰、许衡及太常卿徐世隆所起朝仪，大悦，举酒赐之。
丁丑，蒙古以岁饥，罢修筑宫城役夫。
壬辰，蒙古立司农司，以参知政事张文谦为卿，设四道巡行劝农司。文谦请开籍田，行祭先农、先蚕等礼。阿哈玛特议拘民间铁，官铸农器，高其价以配民，创立行户部于东平、大名以造钞，及诸路转运使干政害民；文谦悉极论罢之。
乙未，襄阳出步骑万馀人，兵船百馀艘，攻蒙古万山堡，为万户张弘范等所败。
高丽国王禃朝于蒙古。蒙古令国王特默裕举军入高丽旧京，以托克托多勒、焦天翼为其国达噜噶齐，护送禃归国。仍下诏：“林衍废立，罪不可赦；安庆公淐，本非得已，在所宽宥。有能执送衍者，虽其党，亦必重增官秩。”
三月，庚子朔，日有食之。
蒙古改诸路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。
癸丑，诏曰：“吏以廉称，自古有之。今绝不闻，岂不自章显而壅于上闻欤？其令侍从、卿监、郎官各举廉吏，将显擢焉。”
甲寅，蒙古主如上都。
戊午，蒙古阿珠与刘整上言：“围守襄阳，必当以教水军、造战舰为先务。”诏许之。于是造战舰五千艘，日练水军七万人，虽雨不能出，亦画地为船而习之。
蒙古平章尚书省事阿哈玛特，势倾中外，一时大臣多阿附之。中书左丞许衡，每与之议，必正言不少让。已而其子呼逊有同签枢密之命，衡独执奏曰：“国家事权，兵、民、财三者而已。今其父典民与财，子又典兵，不可。”蒙古主曰：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