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田而归，不为无补。』于是置官属，画一而去。先是，建言屯田者甚众，至是始为之。丙辰,都督府奏以新知鄂州刘子羽权本府参议军事，与熊彦诗并往川陕抚谕。戊辰夜，雨雹。
校勘记
[1]范冲 原作『范仲』，据《要录》卷八十六改。
[2]王良臣 《中兴圣政》卷十七、《要录》卷八十七作『王良存』。
[3]京挺 《要录》卷九十作『京铤』。
[4]步射 句未尽，《要录》卷九十一作『步射命中』。
宋史全文卷二十上
宋高宗十
丁巳绍兴七年春正月癸亥朔，上在平江，手诏：『将乘春律，往临大江，驻跸建康，以察天意。』左司建际公辅言：『今日恢复之策，不出攻守二事。攻者，以我攻彼也；守者，防彼攻我也。以我攻彼，其势在我；防彼攻我，其势在彼。攻虽为难，而守之为尤难。攻虽在所急，而守之尤在所急。今将移跸建康，则其地尤重于淮东矣。臣愚欲乞措置淮西,先选大臣以临之，更增兵将以实之，仍令诸大将缓急相援，首尾相应，则虽虏骑之来，不足畏矣。』置御前军器局于建康府，岁造全装甲五千、矢百万，仍隶枢密院及工部。丙寅，上谕大臣曰：『昨日张俊呈马,因为区别良否优劣及所产之地，皆不差。』张浚曰：『臣闻陛下闻马足声而能知其良否。』上曰：『然。闻步骤之声,虽隔墙垣可辩也。凡物苟得其要，亦不难辩。』浚曰：『物具形色犹或易，惟知人为难。』上曰：『人诚难知。』浚因奏：『人材虽难知，但议论刚正，面目严冷，则其人必不肯为非。阿谀便佞，固宠患失，则其人必不可用。』上亦以为然。丁卯，户部员外郎霍蠡自鄂州军前来奏事,言：『今军事所须而病民最甚者，莫如月桩钱。州县所桩窠名，曾不能给其额之什二三，自余则一切出于州县之吏临时措画，铢铢而积，仅能充数。一月未毕，而后月之期巳迫矣。』诏诸州通判开具，申尚书省。龙图阁直学士汪藻再迁一官，以类编元符庚辰以来诏旨成书也。辛未，中书舍人董弅知衙州，免谢辞。先是，有旨禁伊川学，录黄下礼部，吏部员外郎黄次山欲镂板，弅曰：『少俟之。』乃以己见求对。次山即申御史台，谓弅沮格诏令。于是侍御史周秘弹弅，故弅遂罢。新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张九成罢。先是，左司谏陈公辅论：『九成平日所行无非矫伪，朝廷每因其辞，辄复廷擢，彼亦何惮而不辞?』诏九成与小郡。九成又辞，乃令主管江州太平观。壬申，进呈李谊沦吏部非次阙不当改为集注。上曰：『士大夫羁旅之中，有非次阙不得授，又待集注之期，所以众论以为非尔。闻每赴部授差遣者所费极多，何以责其清廉？』
史臣曰：立国以法者，天下之至公。待人以情者，帝王之全度。太祖杖赃吏于朝堂,以至极刑，无所容贷。而高宗乃悯其赴部之苛费、集注之淹期，恻然有哀矜之心，二者不同，何也？盖祖宗建极之初,立万世之规模，用法不得不尽其严。高宗遭多事之时，士大夫流离困厄者众，故不得不本乎恕。其迹不同，而帝王之度一也。
癸酉，先是,张浚以破贼功迁特进，浚悃辞。上曰：『朕以赏罚治天下,如卿大臣，固不俟劝。然赏不行,则四方万里无由知卿之功。』浚复固辞以富平败事，受天下之责。上曰：『富平之失，卿以宫祠去位，朕所以示罚也。今日有功，则赏可后乎?卿每有制除则再三辞避，恐于君臣之义有所未安。』浚恐竦奉诏。翰林学士兼侍讲朱震引疾乞在外宫观[1]，不许。先是，董弅免官,震乃白张浚求去，徽猷阁待制胡安国闻之，以书遣其子寅曰：『子发求去晚矣。当公辅之说才上，若据正论力争，则进退之义明。今不发一言，默然而去，岂不负平日所学?惜哉！且复问宰相云：其当去否?既数日，又云：今少定矣。此何等语?遇缓急则是偷生免死计，岂能为国远虑?平生读《易》何为也?』于是安国自上奏曰：『士以孔孟为师，不易之至论。然孔孟之道，失其传久矣。自程颐始发明之，而后其道可学。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,而禁不得徒颐之学，是入室而不由户也。夫颐之文，于《易》则因理以明象，而知体用之一原；于《春秋》则见诸行事，而知圣人之大用于诸经；《语》《孟》则发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，入德之序。鄙言怪语，岂其文哉?颐之行则孝悌显于家，忠诚动于乡，非其道义，一介不以取予，则高视阔步，岂其行哉?自嘉祐以来，颐与兄颢及邵雍、张载皆以道德名世，如司马光、吕公著、吕大防莫不荐之。颐有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传，雍有《经世书》，载有《正蒙书》，惟颢未及著书。望下礼官讨论故事，加此四人封爵，载在祀典，比于荀、扬之列,仍诏馆阁裒其遗书，以羽翼六经，使邪说不得作而道术定矣。』戊寅，带御器械刘锜权主管马军司并殿前步军司公事。张浚荐锜文武两器，真大将材，故有是命。辛巳，韩世忠奏已还军楚州。上因论：『淮阳取之不难，但未易守。』张浚曰：『淮阳今刘豫要害之地，故守之必坚。』上曰：『取天下须论形势，若先据形势，则余不劳力而自定矣。正如奕棋，布置大势既当，自有必胜之理。』癸未，翰林学士兼侍讲陈与义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