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密约畏助己，竟擢迁畏为礼部侍郎。畏寻上疏言：『神宗更法立制，以垂万世。乞赐讲求，以成继述之道。』上即召畏登对，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，畏即疏章惇、安焘、吕惠卿、邓温伯、李清臣等行义，多加题品，且密奏书万言，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，乞召章惇为宰相。上皆嘉纳焉。
甲戌绍圣元年正月戊子，邓温伯权知贡举。范祖禹、王觌、虞策同权知贡举。
二月丁未，守户部尚书李清臣守中书侍郎，守兵部尚书邓温伯守尚书左丞。清臣首倡绍述，温伯和之。二人久在外不得志，遂以元丰事激怒上意，清臣尤力。伴送北使张元方还，言相、滑等州饥民众多，仓廪空虚。苏辙见范纯仁、郑雍，议曰：『此事岂可不令上知?』二人皆不欲，辙曰：『昔真宗初即位，李沆作相，每以四方水旱盗贼闻奏。王旦渭沆曰：「不宜以细事挠上听。」沆曰：「人主年少，当令常闻四方艰难，不尔侈心一生，无如之何。吾老不及见此，参政异日忧也」』。纯仁曰：『善。』及对，纯仁具奏。上曰：『为之奈何?』辙曰：『滑州已支山陵余粮万石与之。又京城赈济应用备粮，然省仓军粮才有二年五个月备。』上曰：『何其寡备至此?』辙曰：『此非一日之故。熙宁初，臣在条例司，窃见是时有九年以下粮。』上曰：『须九年乃可。』辙曰：『九年未易遽置，但陛下尝以为意，重节浮费，令三年间有三五年备，亦渐可也。』
三月壬申朔，日蚀，云雾不辨。癸酉，上批新知陈州蔡卞为中书舍人。乙亥，吕大防为观文殿大学士、知颍昌府。后二日，改知永兴军。大防当国日久，群怨交归焉。及宣仁始祔庙。神宗所简拔之人章惇、安焘、吕惠卿等以次进用，大防亦自求去位，上亟从之。乙酉，上御集英殿，试进士策曰：『朕之临御几十载矣，复词赋之选而士不加劝，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。可雇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，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。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侵未弭，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，此其故何也?夫可则因，否则革，惟当之为贵，圣人亦何必焉?』李清臣之词也。丁酉，上御集英殿，赐进士毕渐以下总六百人。时初考官取答策者多主元祐，杨畏覆考，专取主熙宁、元丰者，故渐为之首。苏辙依前官知汝州。先是，辙言：『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，有欲复熙宁、元丰故事之意。臣愿陛下勿轻事改易，若轻改九年已行之事，擢任曩岁不用之人，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词，则大事去矣。』不报。辙又言：『圣意诚谓先帝旧政有不合改更，自当宣谕臣等，令商量措置。今日宰臣以下未尝略闻此言，而忽因策问进士宣露密旨，譬如家人，父兄欲有所为，子弟有不预知，而与行路谋之，可乎?』上固不悦，李清臣、邓温伯又先媒蘖之，诏以辙为端明殿学士、知汝州。
夏四月甲辰，蔡卞同修国史，翟思为左司谏[3]，上官均为左正言，张商英为右正言。商英前自开封府推官出为河北西路提刑，改江西运副，又徙淮南，逾五年不复召，于是始擢谏官，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遗余力。商英尝奏疏论神考发明道德之意，以作成人才，同一风俗，大志未集，神灵在天。宣仁保佑陛下，托心腹于辅弼，寓视听于台谏，而势利之下，是非蜂起，浮言竞作，鄙谚交兴，川洛异党，秦汶分朋[4]。拨而后动谓之天平子，大而无见谓之盲大虫，交通相纽谓之八关，阴私架造谓之五鬼，谁何门户谓之约闹，抱持具足谓之小鬼，舍所亲而去谓之过房，失所合而还谓之归宗，伺察报探谓之灭门瞪、走马瞪，势尽相图谓之徒中反告。臣愚欲乞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诏戒厉，揭之朝堂，风示四方。』乙巳，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绪。上曰：『止用元丰法而减去宽剩钱。百姓何有不便邪?』范纯仁曰：『四方各不同，须因民立法，乃可久也。』上曰：『令户部议之。』庚戌，曾布为翰林学士。布自高阳徙江宁，诏许入觐，言先帝政事当复施行，且乞改元，以顺天意。壬子，虞策言：『吕惠卿等指陈苏轼所作诰词语涉讥讪。』来之邵言：『轼凡作文字讥斥先朝，当原其所犯，明正典刑。』制依前左朝奉郎、知英州。癸丑，御札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。范祖禹为龙图阁直学士、知陕州。先是，祖禹屡请补外。上曰：『不须入文字，执政官有缺。』盖上欲以祖禹代苏辙也。既而沮之者甚众，祖禹故求出，乃有是命。诏王安石配享神宗。壬戌，章惇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制词略曰：『方政令出于帘帏，操柄归于廊庙。善政良法，多所纷更，正色危言，不惮强御。』范纯仁充观文殿大学士、知颍昌府。曾布修神宗正史。朱勃言：『应选人历任通及三考以上，方许奏举改官。』从之。丁卯，中书省言：『推行差役，民间苦于差扰。』诏府界诸路役色依元丰八年见行条约施行。邓温伯言：『旧名润甫，昨避高陈王讳，今请复旧名。』从之。
闰四月辛未朔，监察御史郭知章为殿中侍御史。壬申，陆师闵等二十三人为诸路提举常平等事。井亮采请罢十科举士法，从之。翟思言：『先帝正史，将以传示万世。访闻秉笔之臣多刊落事迹，变乱美实，以外应奸人诬诋之说。今既改命史官，须别起文。请降旨取日历、时政记与今实录参对。』从之。甲申，安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