力以争，通商岂为仇总督而来耶？”是时直隶、山东争以夷情恭顺入告，山东巡抚托浑布遣人馈夷船归，至有“各夷向岸罗拜”之奏，而广东裁撤水师之船，已半途为夷船劫虏矣。署总督怡良奏闻。
而十月琦善至广东，查上年义律先后缴烟印文，欲吹求林则徐罪不可得，则首诘劫船之役，何人先开炮，欲斩副将以谢夷，而兵心解体矣。撤散壮丁数千，于是水勇失业，变为汉奸，英夷抚而用之，翻为戎首矣。撤横档水中暗桩，屡会义律于虎门左右，夷船得以探水志，察径路，而情形虚实尽泄矣。听盐运使王笃之言，尽屏广东文武，专用汉奸鲍鹏，往来传信，其人故奸夷颠地之仆役，义律所奴视，益轻视中国无人矣。义律与琦善信云：“若多增兵勇来敌，即不准和。”于是已撤之兵，不敢再调，凡有报缉汉奸缉鸦片者，辄被呵斥，有探报夷情者，则拒曰：“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，终日刺探外夷情者。”所事一切力反前任之所为，谓可得夷欢心，而逆夷则日夜增造杉板小船，招集贩烟之蜈蚣船、蟹船数百，此外火箭、喷筒、竹梯攻具，增造不可数计。
水师提督关天培、总兵李廷钰察其情，均请增兵，琦善恐妨和议，固拒不许。许偿夷烟价银七万圆，而夷必欲索埠地。琦善前以厦门及香港二地商之邓廷桢，廷桢言厦门全闽门户不可许，香港与尖沙嘴及裙带路二屿鼎峙，为粤海适中之地，形势环抱，藏风少浪，若令英夷筑台设炮，久必窥伺广东。琦善既据以奏闻，至是不能自背前奏。义律遂乘其无备，于十二月十五日突攻沙角、大角炮台，乃虎门外第一重门户也。副将陈连升守之，连升久历川楚戎行之老将，兵止六百，夷船炮攻其前，而汉奸二千余，梯山背，攻其后，陈连升于后山埋地雷，机发轰死百余贼，而不能再发，贼后队复拥而上，众伍倍于我，我兵前后歼贼三百余，而火药已竭，贼火轮杉板船又绕赴三门口，焚我战船十艘，水师或溃或死，其横档、靖远、威远各炮台，仅能自保，且俱隔于夷船，不能相救。陈连升父子战死，贼遂据沙角、大角两炮台。时提督关天培、总兵李廷钰、游击马辰，尚分守镇威、靖各炮台，兵各仅数百，相向而哭。李廷钰回至省城，哭求增兵，阖省文武亦皆力求，琦善初仅允二百，继增至五百，黑夜以小舟偷度，分布各处，琦善愤愤，且奏言贼歼我兵无数，而我兵伤贼仅数十，以张敌而胁款。惟连夜作书，令鲍鹏持送义律，再申和议，于烟价外复以香港许之，并归浙江俘夷，以易定海城。琦善与立契约，遂于正月出虎门会议，义律宴于狮子洋，既而正月杪，批折回不允，事复中变。当琦善之升辞也，奉面谕，以英夷但求通商则已，如邀挟无厌，可一面羁縻，一面奏请调兵，原未令其撤防专款也。及逆夷攻陷炮台，大肆猖獗，上震怒，于是有烟价一毫不许，土地一寸不给之旨。并调四川、贵州、湖南、江西兵赴剿，命林则徐、邓廷桢随同办理夷务。然琦善不与林则徐商议一事，且英夷和议已绝，尚不许关天培增兵为备，而逆夷则号召日多，器械火药日备，凶焰百倍于前矣。
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，下诏暴逆夷罪恶，特命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、湖南提督杨芳、尚书降文为参赞大臣，声罪致讨。命刑部尚书祁赴江西，总理兵饷。杨芳于去冬入觐，出都行至安徽，奉命先往，以二月十三日驰至广东，而英夷已于二月五日乘风潮，先以兵船截攻横档炮台，再破虎门炮台，提督关天培死之。虎门各隘所列大炮三百余门，至是皆为夷有。湖南兵千余新到，琦善仓卒即遣御于乌涌，甫交绥，粤兵先走，湖南兵且战且退，后阻四河，溺死者半，提督祥福又死之。广东省河广阔，惟东路二十里之猎得、二沙尾，西南十五里之大黄滘，河面稍狭，可以扼守。杨芳相度形势，使总兵段永福率千兵扼东南十余里之东胜寺为陆路，三面咽喉，然其地距河五六里，不能扼贼水路也。又使总兵长春以千兵扼大黄滘后五里之凤凰冈，惟筑濠垒，横木筏，沉石船，下木桩，夷船可闯而过也。其猎得及二沙尾，虽沉船塞石，而无兵炮守御，夷船至可拔而除之也。贼初詟杨芳宿将威名，又未悉内河虚实，使白夷持书至凤凰冈议款，从以汉奸，沿途探水，总兵长春收书送城中待报，即掩帐而卧，任汉奸导白夷，遍历营垒，尽得虚实，归报无备，于是分路探入，破凤凰冈营，进攻东西炮台、海珠炮台，尽扼猎得、大黄滘两咽喉。是时琦善已革去大学士，拔去孔雀翎，而怡良复以英夷香港伪示奏呈，语绝狂悖，于是上益震怒，籍琦善家产，锁逮来京。
逆夷见朝廷赫怒，局势大变，谅林则徐势必起用，恐我军一振，和议永绝，且夷船兵费浩大，急欲通商以济饷，各国商船，罢市久矣，亦皆咎之。乃于二十六日，托弥利坚国夷目，与洋商伍怡和调停，递书言：“如欲承平，不讨别情，但求照旧通商。”盖并琦善所许之烟价香港，皆不敢求矣。杨芳谕令退出虎门，义律言俟奉通商之旨，兵船即退。是月杨芳、怡良奏闻，门户已失，贼入堂奥，兵溃民散，炮俱乏用。除暂款外，无退敌缓兵之策，而烟价埠地不索，亦足申朝廷折冲樽俎之威。是粤事第二转机。
而杨芳正月初行至江西时，闻粤中和议将定，先为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