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天气凉如深秋，昼服夹衣，夜用绵被，是时病者甚众。至秋，吾郡歉收异常。直隶、辽东旱荒。诏蠲本年及来岁田租，遣官运米分赈，京师施粥以食贫民。淮、徐皆然。直至次年春、夏方止。
二十九年庚午三月二十一日壬子，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乡民张希亮家牛产麒麟，产下即毙，见邸抄。是年，三辅及山东、山西亢旱。至四月二十七日，澍雨竟日。二十九日，又雨，京城内外兼雨雹，内城更甚。五月二十日庚戌，陕西镇原县，大雨雹，平地尺余，豆麦压尽，民皆号泣。七月二十三日壬子四日癸丑，浙江余姚、上虞、慈溪三县，山水大发，高有丈余，田禾房屋俱淹没，因起蛟也。是两日，吾乡风水大作，田禾花豆，亦颇损坏，见邸抄。
三十二年癸酉五月，周浦人家，菊花盛开。川沙人家，生小猪八口，内一猪只眼，额中有肉角下垂。邑城俞家弄居民生子，一身两首对面，随产而毙。
◎田产一
吾乡在《禹贡》扬州之域，田称下下，今乃赋居上上，宜乎民穷极矣。然天下之号繁华者，犹首推焉。虽曰习俗相沿，亦地力之所出也。意者芟荒垦芜，非复三代以前之旧乎？就吾郡一府之田论之：华、娄、青邑，亩收三四钟，皆石外起租，甚至一石五六斗者比比。独上海上田不过石一二斗，次则八九斗，下至六斗起租耳。崇祯中，华、青美田，每亩价值十余两。上海田美者，每亩价值三、四、五两，缙绅富室，最多不过数千亩。无贱价之田，亦无盈万之产也。顺治初，米价腾涌，人争置产。已卖之业，加赎争讼；连界之田，挽谋构隙。因而破家者有之；因而起家者亦有之。华、青石五六斗田，每亩价值十五六两；上海六七斗田，每亩价值三四两不等。田产之贵，至此极矣。厥后，米价渐平，赋役日重，田价立渐驯减。至康熙元、二、三年间，石米价至五六钱，而差役四出，一签赋长，立刻破家；里中小户，有田三亩五亩者，役及毫厘，中人之产，化为乌有。狡书贪吏，朋比作奸，图蠹虎差，追呼络绎，视南亩如畏途，相率以有田为戒矣。往往空书契券，求送缙绅，力拒坚却，并归大户，若将浼焉，不得已委而去之，逃避他乡者。中产不值一文，最美之业，每亩所值，不过三钱、五钱而已。自均田、均赋之法行，而民心稍定。然而谷贱伤农，流离初复，无暇问产。于是有心计之家，乘机广收，遂有一户而田连数万亩；次则三、四、五万至一、二万者，亦田产之一变也。是时，数年之间，丰歉不一，米价亦不大昂，然赋役大非昔比，故惟多田者多藏。第绅户漕白已加征十之三，士民之差派，如十六年之舡工、青树、灰炭、河夫，亦稍稍渐起，彼越陌度阡之家，不可不思预为之备耳。
康熙十九年庚申春，因米价腾贵，田价骤长，如吾邑七斗起租之田，价至二两一亩，甚至有田地方，各就近争买者，价至二两五钱以及三两。华、娄石四五斗起租之田，价至七八两一亩。昔年贱价之田，加价回赎者蜂起。至次年辛酉，米价顿减，其风稍息。
◎田产二
濒海斥卤之地，沮洳芦苇之场，总名曰荡，不在三壤之列。明兴，并给灶户，不容买卖，俾刈薪挹海以煮盐。商人运米易盐，聊以代食而已。其后沙滩渐长，内地渐垦。于是同一荡也，有西熟、有稍熟、有长荡、有沙头之异。西熟、稍熟，可植五谷，几与下田等。既而长荡亦半堪树艺。惟沙头为芦苇之所，长出海滨，殆不可计。萑苇之外可以渔，长荡之间可以盐，税轻役简，虽有该年总催之名，税无赔累，役无长征，沮洳斥卤，遂为美业，富家大户，反起而佃之，名虽称佃，实同口分，灶户转为佃户，利之所在，人共争之，势使然也。本朝因之，长荡以内税隶鹾司，较之田赋，十不及一，业户以之成家，司役视为奇货，因于正供之外，倍加使费，然民犹未甚病也。自顺治十六年己亥，江上海氛深入。次年，朝廷遣大臣苏公讷海等相度沿海机宜，奏迁濒海之民于内地，并弃长荡，不容樵采耕驻。于是尽徙山东、闽、浙以及江北、江南滨海之地，严禁不许人迹至海ㄛ，片板不容入海洋，盐课、芦税几几不可问矣。吾乡独从南汇所守备刘效忠议，以为松属沙滩，素号铁板，船不得近，不在迁弃之列，惟以浙、闽、山东等处，因迁而缺之课额均摊于苏、松不迁之地，曰摊派，而盐课之额极重矣。自海宁将军郎赛驻扎吴门，放马数千于沿海，沙头遂为牧地，而芦课之税赔矣。于是民视荡业几于康熙元、二、三、四年间之田，即徒手授人，莫肯顾而问者。年来，海禁已弛，摊派递减，总催之累稍息。独是沙头自康熙元年芦政达阳安躬临丈量而后，上下其手者，因而获利。迄今清丈不已，弊孔百出，监司郡县接踵督行，职掌愈多，业户愈困。究之沙荒芜，茫无涯畔，非若熟田有沟洫径涂之限，有庐舍坟墓可以记认，图形按册可以计亩之比。望空升科，总是赔累；遥度减赋，尤属空谈。民间有数倍之征，公家无毫末之益，将来日甚一日，窃恐渔盐之地，群委而去，悉化为瓯脱之墟矣，可不虑哉！
滨海盐课，自有明相沿，各场于灶户中编签家富而荡多者，每岁若干名为总催。各灶户每年输粮于该年总催，总催从场官起批至分司处验银，倒换批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