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一万一千两，以六千六百为额内，四千四百为额外；又工关正银四千五百余两，盈余三千八百两，以二千三百八十两为额内，一千五百二十两为额外（按：临清关各款，同治十三年约征六成）；凤阳九万两，盈余一万七千两（现未开征）；芜湖二十二万七千两，盈余十二万两（现未开征）；龙江西新九万八千两，盈余八万八千两（现未开征）；淮安二十五万四千余两，盈余十一万两；浒墅十九万一千余两，盈余二十三万两（现未开征）；赣关四万六千余两，盈余三万八千两；太平五万二千余两，盈余七万五千两；杀虎口一万六千余两，盈余一万五千余两；张家口二万两，盈余四万五百余两；崇文门十万二千余两，盈余十万左右（光绪元年，收盈余七万零，原折云：较最多年份少十四万二千零，殆无定额也），又洋药一万七百零（加平三百余两）。
以上各关常税，除未开征外，收数不无短绌（按：常税足额约四百万，现得二百万零）。然考康熙中，关差各员，非无盈余，而报解正额亦多不足数；自雍正年始定考成，自后盈余之额，亦以雍正十三年为准，近虽盈余未足，较康熙间几不啻倍增矣。至于昔无今有者，洋税为一大宗（一年四结，六成听拨，四成解部，零存）：津海约四十四万两上下，山海约十八万两上下（光绪元年收至二十三万九千余两），东海约二十八万两上下，镇江约十三万两上下，江海约三百二十万两上下，九江约五十三万两上下，浙海约六十七万两上下，闽海约二百四十九万两上下，江汉约一百五十七万两上下，粤海约一百四十九万两上下（按：此酌中之数也。同治初年，总数仅六百余万至九百余万；同治十三年年终税单：则江海三百二十五万，闽海一百八十万，江汉一百四十五万，粤海九十一万，浙海七十六万，九江六十七万，潮海六十六万，厦门五十八万，津海三十七万，东海三十一万，山海十九万，镇海十五万，台湾十三万，淡水十二万，总计十四关，几及一千二百万矣。
是以前定经费七十万，光绪元年总税务司赫德坚请加增，已奉旨加三十五万，定为每年经费一百九万八千二百两，盖奖其综核之劳也）。
又厘金亦昔无今有之一大宗：江苏每年约收三百万两；安徽约三十余万两，钱约六十万串；浙江约一百万两；江西约一百三十万两；湖北约五十五六万两，钱一百九十万串；福建约一百八十万两；广东约一百二十万两（按：广东以洋银折合）；广西约七十余万两；山西约十万两；河南约洋药、厘金约数万两；直隶洋药、厘金八万两；奉天厘金约收东钱三百万串；四川、湖南、山东屡催未据报部，陕西、云、贵无抽厘案，据贵州闻可收厘三十万，报明十万两。总计厘金项下，合未报各省而言，又不下一千五百万也。
考近年京师库款所入，提拨京饷八百万两，各省批拨漕折约一百万两，各海关批解洋税无定数，京铜局收捐约六七十万两（按：捐输一项，近以例银减成，外省捐局太多，故入款反少。
乾隆中，每年捐监、捐级、捐封三项，亦可得三百万两。若一旦毅然停捐，仍照乾隆旧例，非户部不得收捐，非实银不得上兑，计虚衔、封典、加级、贡监各项，恐尚不止六七十万可入也。捐输已成弩末，惜无以此进言者）。
至京师出款，每年支发旗、绿各营兵饷银两，及二成折银，红白例赏，年终恩赏，约银三百五六十万两；神机营经费一百万两；八旗兵米折色约八十万两；一切杂支约三百余万两；出入甚可相敷。若京外出款，昔无今有者，除吉地两处每处岁拨六十万两，惠陵工程岁拨八十万两，竣工计已不远。
西征善后次第就绪，闻左伯相方兴蚕桑之利，创织呢之局，畜牧屯耕，数年后必可自顾。所不能节省者，台湾之开郡县也（他日有木植、米麦、煤铁、番布之利），闽中之造轮船也（兵轮船外，有发商转运之利），各国之驻使臣也，长江之设水师也，沿海各省之留防军（可使筑坝、浚河，广开水利），制机器也，时势所迫，岂能过惜度支。
然苟统筹全局，保洋税（洋药及奇技淫巧各物入口，似可加税、加厘。即不能行，而售卖洋药之行栈店铺，分别大小，悉令领帖，每岁更换。吾行吾令，度洋人无可置辞也），核厘金（宜先照会各国领事，凡华人有冒托洋商避就半税者，查出严治），开荒田，撤分局，兴修西北水利（自明徐贞明后，本朝诸臣，多创此议，以孙文定、朱文端疏为最详，今协揆沈公抚山西时，亦尝疏请此事。大行大效，小行小效，或即以直隶练兵，先开下游，渐俟推广亦可），省并冗员（道光十二三年，各省奉敕裁汰冗员，直隶裁通判以下二十余员，他省十数员不等。梁中丞章钜尚谓不实不尽，近时河督乔公、沈文肃均有此议，而冯中允桂芬《校庐抗议》，论列尤详），裁绿营疲弱兵丁，缺额不补，酌量地势中边、弁兵强弱，以裁汰十之三四为止。而又铸银钱，织洋布，培护丝茶，以收利权；开银铁、煤矿，以取地宝。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计以中国之大利，供中国之支应而有余。疆域四五万里，岁入五六千万（顺治一朝，以十七年入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