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万，盛京船规在内（岁支约须银一百四十余万）。总计地丁所入，以今光绪初年较承平时，约减七成耳。
以漕粮计之，江苏苏松粮道所属，同治三年前原额漕白正耗米一百七十余万石，四年减定一百二十余万石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年奏报起运，自六十七八万至七十万余石不等；额征漕项银六十余万两，除轻赍一项，每年起解外，余俱留充海运经费。江安粮道所属之江北各属，额征正耗米二十五万余石，同治九年、十年、十一年、十二年奏报起运，自十万石至十一万余石不等；额征漕项十四万余，除轻赍四千余两批解通库，余俱留充起运经费。浙江原额漕白正耗米九十六万余石，四年减定六十九万余石，十年、十一年、十二年，自三十八九万至四十万余石不等；额征漕项约四十余万，除轻赍一项起解外，余俱留充海运经费。
山东额征米豆三十四万余石（近年多以粟米一项抵征），同治十一年起运二十七万余石，到通交仓十八万余石（按：山东漕粮，惟同治九年折色，每石解部银一两三钱）。
河南额征粟米麦豆二十万九千余石，同治元年抚臣张公之万奏定折色，各州县每米一石，折解藩库银三两三钱，以二两解部，以一两充军需，以三钱为通省公费。嗣李公鹤年奏定，杞县等三十三州县，于军需内减银二钱，公费内减一钱；又祥符等十四州县，于军需内二次减银共四钱，兰仪等四州县，军需、公费全行减征，惟各属解部银每石二两不改。
额征漕项十一万余，同治十一年实解部五万两。江西额征正耗米七十六万石，咸丰三年后均系折色，每石以银一两三钱解部，同治十一年实解部七十万两；额征漕项十八万余，亦未零解。湖北额征正耗米十六万四千余石，咸丰三年后均系折色，每石以银一两三钱解部；八年，胡文忠公奏定每石折收钱，各属少者四千文，多者六千五百文，解部银每石一两三钱，各属一律；同治十一年，实解部银十六万；额征漕项一万余两，未零解。湖南额征正耗米十五万石，咸丰三年后均系折色，每石以银一两三钱解部，同治十一年实解部十万两；额征漕项一万余，未零解。
安徽江安粮道所属之安徽各属，额征正耗米二十六万余石，咸丰三年后均系折色，每石以银一两三钱解部，历年未解。奉天额征粟米黑豆三万八千余石，同治十一年咨报，起运米豆二万余云。
是总计漕粮项下，较承平时米加少（定例：漕入四百万云。道光时，已无全入者。同治十年，天津收江、浙漕白米一百九万六千余石），而银实加多也（按：国初海运未兴，京仓备米，本有赢余。是以乾隆年间，纯庙以京、通二仓存米充溢，久藏陈腐，不如蠲免。其时阿文成奏云：漕异于钱，非旦夕可达京师，蠲免后设有水旱，恐一时缓不济急，未如所请。至嘉庆间，河患阻漕，仓储支绌，人皆服文成先见。
然在今日，则无虑也。考近年运米虽少，而京、通各仓，每年进米，尚不下一百万石；除岁支八旗甲米约六十万石，春秋俸米京仓约放十二万石，通仓约放五万石，一切杂支约数万石，桥仓转运，例除折耗及抽查掣欠约数万石，总共出数不及九十万石。是以光绪四年二月，户部侍郎翁公同折称：现在京仓米数，除粟米及未到南粮不计外，实存粳籼米二百二十七万石。按照现放章程，尚可支两三年之用云云）。
以盐课计之（每引四百斤，其课正杂并计，每引至重不过一两七钱四分，轻者一两零），长芦五十万二千余两，灶课一万三千余两，近年实完二十八万两上下，又征完复价银二十万两零；山东正课十五万六千余两，灶课二万余两，近年实完十一万两上下；河东五十九万余两，又加费羡余，加价约三十万余两，近年全完；两淮二百十四万余两，折价九万五千余两，近年课厘二项约收二百七十余万两，制钱八千余万串；两浙三十二万三千余两，灶课十一万两零（同治八年，浙抚李公瀚章奏改纲运，浙东认销二十七万九百余引，浙西六万六千引。），近年课厘二项，约收六十余万两；福建十六万余两，溢课等十八万余两，近年改票，每年应收三十七万九千余两；广东六十五万余两，余项无考，近年约收五十七八万两；四川十五万五千余两，羡余等银十五万八千余两，近年约完十六万零，又零收盐厘六十余万两；南额征正课杂税等五十万余两，近年未据报部。
总计盐课项下，顺治中各省约二百余万两，乾隆中五百七十余万两，近年除南外已八百余万两矣。是较承平时，有赢无绌也。以各关常税论之：天津额征四万八千余两，盈余二万两，又应解内务府一万二千余两；山海六万一千余两，盈余四万九千余两，加增八万两；东海约六七万两，未定额；镇江九万二千余两，盈余七万一千两；江海二万三千余两，盈余四万二千两；九江十七万二千余两，盈余三十六万七千两；浙海三万五千余两，盈余四万四千两；闽海七万三千余两，盈余十一万三千两；江汉未详；粤海五万六千余两，盈余千万两；临清三万七千余两，盈余一万一千两；又户关正银二万九千余两，铜斤水脚七千六百余两，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