门弟子，不曰韩、张也。苏东坡曰：“文忠之薨，十有八年。士庶所归，散而自贤。我是用惧，日登师门。”有以也夫！曾子开论其兄子固之文曰：“上下驰骋，愈出而愈新，读者不必能知，知者不必能言。盖天材独至，若非人力所能，学备精思，莫能到也。”又曰：“言近指远，虽《诗》、《书》之作未能远过也。”苏子由论其兄子瞻之文曰：“遇事所为，诗骚铭记，书檄论撰，率皆过人。”又曰：“幼而好书，老而不倦，自言不及晋人，至唐褚、薛、颜、柳，仿佛近之。”子开之言类夸大，子由之言务谦下，后世当以东坡、南丰之文辨之。文用助字，柳子厚论当否，不论重复。《檀弓》曰：“南宫纟舀之妻之姑之丧。”退之亦曰：“吾年未四十，而视茫茫，而发苍苍，而齿牙动摇。”近时六一、文安、东坡三先生知之。愚溪惜杨诲之用《庄子》太多，反累正气。东坡早得文章之法于《庄子》，故于诗文多用其语。
读司马子长之文，茫然若与其事相背戾。如言“人民乐业，自年六七十翁，亦未尝至市井，游敖嬉戏如小儿状”。何属于《律书》也？《伯夷传》首曰：“余登箕山，其上有许由冢云。”意果何在？下用“富贵如可求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”等语。殊不类，其所以为闳深高古者欤！视他人拘拘窘束，一步武不敢外其事者，胆智甚薄也，唯杜子美之于诗似之。鲁直以晁载之《闵吾庐赋》问东坡何如？东坡报云：“晁君骚辞，细看甚奇丽，信其家多异材邪！然有少意，欲鲁直以渐箴之。凡人为文，宜务使平和；至足之余，溢为奇怪，盖出于不得已耳。晁君喜奇似太早。然不可直云尔，非为之讳也，恐伤其迈往之气，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。”予谓此文章妙诀，学者不可不知，故表出之。
东坡中制科，王荆公问吕申公：“见苏轼制策否？”申公称之。荆公曰：“全类战国文章，若安石为考官，必黜之。”故荆公后修《英宗实录》，谓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云。老苏公云：“学者于文用引证，犹讼事之用引证也。既引一人得其事，则止矣。或一人未能尽，方可他引。”
宋玉《招魂》以东南西北四方之外，其恶俱不可以托，欲屈大夫近入修门耳。时大夫尚无恙也。韩退之《罗池词》云：“北方之人兮，谓侯是非。千秋万岁兮，侯无我违。”时柳仪曹已死，若曰国中于侯，或是或非，公言未出，不如远即罗池之人，千万年奉尝不忘也。嗟夫，退之之悲仪曹，甚于宋玉之悲大夫也。《英宗实录》：“苏洵卒，其子轼辞所赐银绢，求赠官，故赠洵光禄寺丞”，与欧阳公之《志》“天子闻而哀之，特赠光禄寺丞”不同。或云《实录》，王荆公书也。又书洵机论衡策文甚美，然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。盖明允时，荆公名已盛，明允独不见，作《辩奸》以刺之，故荆公不乐云。
《楚词）文章，屈原一入耳。宋玉亲见之，尚不得其仿佛，况其下者，唯退之《罗池词》可方驾以出。东坡谓“鲜于子骏之作，追古屈原。”友之过矣。如晁无咎所集《续离骚》，皆非是。
韩退之之文，自经中来；柳子厚之文，自史中来；欧阳公之文，和气多，英气少；苏公之文，英气多，和气少。苏叔党为叶少蕴言：“东坡先生初欲作《志林》百篇，才就十二篇，而先生病，惜哉！先生胸中尚有伟于武王非圣人之论者乎？”
予客长安，蓝田水坏一墓，得退之自书《薛助教志》石。校印本，殊不同。印本“挟一矢”，石本乃“指一矢”，为妙语。又城中有发地得小狭青石，刻《瘗破砚铭》，长安又得退之《李元宾墓铭》，段季展书，校印本，无“友人博陵崔弘礼卖马葬国东门之外七里”之事。又印本《铭》云“已乎元宾，文高乎当世，行过乎古人，竟何为哉”！石本乃“意何为哉”。益叹石本之语妙。欧阳公以下，好韩氏学者，皆未见之也。
李汉于韩退之，不日子婿，曰门人。云：“退之诗文，汉所类也。”如《革华传》，类本无之。赵《因话录》云：“《才命论》称张燕公，《革华传》称韩文公，《老牛歌》称白侍郎，《佛骨诗》称郑司徒，皆后人所诬，其辞至鄙浅，则《革华传》非退之作明甚。”予谓凡李汉所不录，今日《昌黎外集》者，皆可疑。如柳子厚云：退之寓书曰，见《送元生序》，不斥浮图。又刘梦得云：韩愈谓柳子厚曰：“若知天之说乎？吾为子言天之说”云云。又云，柳子厚死，退之以书来吊曰：“哀哉！若人之不淑，吾尝评其文雄深雅健，似司马子长，崔、蔡不足多也。”又退之自云：“愈与李贺书，劝贺举进士。”今其说其书皆不传，则汉之所失亦多矣。
司马迁父名谈，故《史记》无“谈”字，改“赵谈”为“赵同”。范晔父名泰，改“郭泰”、“郑泰”为“太”。杜甫父名闲，故诗中无“闲”字，其曰“邻家闲不违”者，古本“问不违”；“曾闪朱旗北斗闲”者，古本“北斗殷”。李翱父名楚今，故所为文，皆以“今”为“兹”。独韩退之因李贺作《讳辩》，持言征之说，退之父名仲卿，于文不讳也。曹志为植之子，其奏云“干不植强”，不讳其父名也。吕岱为吴臣，其书云“功以权成”，不讳其君名也。
樊宗师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