处此。不如就南中大将知兵者，授以大任，简练新军，庶可去腐生新，为国扞城。”盖世凯旧练兵小站，所部宿将，惟王士珍、段祺瑞、冯国璋三人，谚以龙虎狗为况，咸见倚畀。然士珍素性淡泊，畏远权势，虽曰知方，而非有勇，雍容雅望，本不足以投大遗艰。祺瑞廉洁自将，行行如也，果于自用，知小而谋大。士珍知柔而不知刚，祺瑞知进而不知退。国璋则贪财好色，位尊而多金，既以平黄兴而抚有江南，徒以酣豢，事世凯为谨，见则嗫嚅，风斯下矣。一旦有急，折冲御侮，孰堪大受？其他碌碌，世凯熟知之矣。辞气之间，颇属意锷。锷之督云南也，谍者报有人劝脱离中央，世凯批“应查”二字，交统帅办事处，亦以为查无实据，束之高阁久矣。及锷来供职，无意见之，心大危疑。而统帅办事处主之者雷震春，亦小站练兵旧人，窥世凯之旨而有忌于锷。谍报文书，为锷所见，莫或使之，若或使之。帝制议起而屡遭侦伺。世凯亦敬而远之，以高官为羁縻矣。然锷志气殊常，非如诸公衮衮之徒以酣豢也，勋业为重，禄位为轻。恒欲得人而匡辅之，挟雷霆万钧之势，以振中国，转弱为强。其弃云南而入觐也，以为世凯之足与有为也。顾世凯帝制自为，未遑远略，不竞于外而以咆咻于中国，专治一切，自便私图，此锷之所不能忍也。于是谒梁启超有所咨商，而微服出京，绕道回云南以谋声讨。世凯以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五下令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，而锷先三日以云南独立。唐继尧以都督任留守，而锷自将三千人出征，称护国军，任总司令。申儆于诸将曰：“吾人以一隅出抗全国，庸有觊倖？然此一役也，所争者非胜利，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。”遂进兵于四川，纳溪之役，失据败绩。然义声所播，举国风从。世凯掉心失图，遂以愤死，为民国五年六月六日也。万夫所指，不仆自僵，民的可畏，于斯征矣。于是黎元洪以副总统继任大总统，授锷四川都督，而锷不就。以谓：“蜀虽可为，而民情浇薄虚骄，不适于从军。若用外军而屏土著，主客不容，终成水火。加以连年变乱，豪绅良民，多习为盗，恬不知怪。尝谓治蜀非十年不能澄清，谈何容易！必先临以雷震万钧之力，芟夷斩伐；乱根既尽，民志渐苏，乃煦以阳和之气，扶植而长养之，亦盛业也。然我志不在此。北军朴勇耐劳，为全国冠，惜无国家思想，无军人智能，倘得贤将以董督而训练之，可植国军之基，不如置身彼中以为后图。”顾锷欲舍蜀以事北，而唐继尧则图窥蜀以自广。方锷以孤军入蜀而左次不得进也，世凯遣曹锟、张敬尧等帅师御之，其众十倍于锷，几不支。而继尧不济师，不继饷，坐视胜负。至是乃遣师命将，大举入蜀。锷则以电告曰：“我辈应为国家，不为权利，毋负初心，贯彻一致。不为外界所摇惑，不受私暱所劫持，唯义所在，公私两济。今袁氏亦既殒命，不撤兵而进兵，锷愚莫测所以，兵连祸结，何以善后？锷为滇计，为公计，不忍不告。”继尧不听，而锷亦无以制也。顾锷清羸，病肺久，而戎马仓皇，日以沉绵，世凯死而锷亦不支。瘖失音，亟解兵以就医日本，而卒无救。遗书谓：“少慕东邻强盛，恒持军国主义，而非大有为之君，不足以鞭策而前。今日之政体孰善，尚乏绝端证断。特以袁氏强奸民意，帝制自为，爰申大义于天下，以为国民争人格。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，而附袁以行其志，实具苦衷，较之攀附尊荣者，究不可同日语。望政府为国惜才，畀以宽典。”而于是锷之心事乃大白，欲持军国主义以外御其侮，而不欲拥兵割据，以地方抗中央。志在尊主庇民，整军经武，鹰扬虎视，别有伟抱，岂曰师命惟听，而奉梁启超之一言以称兵者哉？特以所投非主，而不能以义全始终，赍志以殁，识者哀之。后人搜其文章言论，为《蔡松坡遗集》十二册。呜呼！《传》不云乎：“君择臣，臣亦择君。”虽共和之成，名义可以无君臣，而大业之建，事实不能无主佐。蔡锷之治兵也，不肯拥兵割据以徇一时风气；然欲以尊重中央而无成功者，以所欲佐者袁世凯也。章士钊之治学也，亦不曲学阿世以徇一时凤气，然欲以整齐议士，裁饬学风而无成功者，以始所佐者岑春萱，而后所佐者段祺瑞也。二人者皆好学深思而知四国之为，其所持者是也。然所为择而欲以行其所持者，惜乎非其主也。惟蔡锷反兵以申大义，心迹分明；而章士钊拂时以负众诟，志事不白。此其中亦有幸不幸哉！
章士到，字行严，长沙人。少读书长沙东乡之老屋。前庭有桐树二，其中稚桐，皮青干直，而士钊月夕瞻对，油然爱生，诵白香山“一颗青桐子”之句，自号“青桐子”。二十一岁，负笈南京，进江南陆师学堂。长沙马晋羲方主讲国文、史地，以乡人子弟抚畜之。总办俞明震，名士擅学问，能奖掖后生，尤重士钊，而治校严。时则南阳公学大罢学，上海《苏报》特置《学界风潮》一栏，推波助澜，恣意鼓吹，士气骤动。中国学生之以罢学为当然，自《苏报》之倡也。一时知名诸校，莫不有事，而陆师亦不免焉。士钊既以能文章弁冕多士，则何甘于不罢课而以示弱诸校。一日，毅然率同学三十余人，买舟之上海，求与所谓爱国学社者合，并心一往，百不之恤。三十余人者，校之良也。此曹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