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，为世凯疏通其意。而和议屡停，以有成言者，度与有力焉。蔡锷与度过从之日久而习闻其言论，及归国，历主湖南、广西、云南总兵事，擢云南三十七协协统。时为辛亥二月，而英人窥我片马以有违言，于是辑《曾胡治兵语录》以申儆诸将。意别有会，则为加按。至曾国藩论“用兵之道，审量而后应之者多胜”一语，则加按曰：“兵略是取攻势，固也。必兵力雄厚，士马精练，军资完善，交通便利，四者具而后以操胜算。普法之役，法人国境之师，动员颇速，而以兵力未能集中，军资亦虞缺乏，遂致着着落后，陷于守势以坐困。日俄之役，俄军以西伯里亚铁路之交通，仅单轨，遂为优势之日军所制而以挫败。吾国兵力，决难如欧洲列国之雄厚；而‘精练’二字，此稍知军事者能辨之。至于军资交通，两者更瞠乎人后，如此而曰‘吾将取攻势之战略战术’，何可得耶。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，与其孤注一掷以堕军，不如据险以守，节节为防，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。俟其深入无继，乃一举而歼之。昔俄人之蹴拿皇，用此道也。”观于今日，我国人之坚持抗日，所见略同。而锷烛照几先，论之于二十年前。然抗日军兴，吾与语士大夫，罕有会其意者。吾自来湘，尝告人：中国之对外战争，有两番伟论，皆出湘人，而可以俟诸百世不惑。左宗棠之经略新疆也，俄人责言以陈兵，朝议蓄缩，而宗棠则主先进兵攻俄，引多隆阿之言，以谓“俄越境入中国，所坏者中国地方；我越境入俄边，所坏者俄国地方。俄人须防后路，自不敢一意向前。”语详本传。蔡锷主以守为战，而宗棠则欲以攻为守，乃与自来德国兵家所倡防御须在敌国境内之说，如出一吻。当年左公之雄图大略，与锷此日之操心虑危，相反相映。然而锷知彼知己，其论为不乖于情者也。既而闻黎元洪、黄兴起武昌，遂举云南以应，为都督。顾锷高瞻远瞩，不甘割据偏方为蛮夷大长以自恣娱，而迭电各省都督，力图摧破省界，促成统一，而建设强有力之中央政府，我疆我理，扩张军管区，缩小省行政，其素所蓄积然也。于是和议成，而国父以黄兴与袁世凯有成言，遂逊位而以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。顾以世凯之阻兵安忍，而兴有第二次革命之役，以民国二年据南京声讨。江西都督李烈钧、安徽都督柏文蔚、湖南都督谭延闿、广东都督胡汉民，无不响应，而锷按兵不动。及兴之败，国父亦遁荒在外，而以其年冬电告世凯，请解兵柄为天下先。遂入京，一供职统帅办事处，与杨度过从。度论政而锷谈兵，意气如昨。锷言：“兵者以战为本，战者以政为本，而志则又政之本。故治兵云者，以必战之志而策必胜之道者也。所谓立必战之志者，道在不自馁。夫强弱无定衡，五十年前之日本，百年前之德国，战败及革命之法国，彼惟不以弱灰心堕气而有今日耳。惟志不立，万事皆休。夫怵于外患者，退一步即为苟安，故古人必刺之以耻，曰‘知耻近乎勇’。耻者，馁之砭也。所谓策必胜之道者，道在不自满。昔普之覆干法，盖为墨守菲列德之遗制；而拿翁三世之亡，则在轻视普人之军制。盖兵也者，与敌互为因缘者也。夫习于常胜者，进一步则为虚骄，故古人必戒之以惧，曰‘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’。惧者，谋之基也。必战者，至刚之志；必胜者，至虚之心。贤者负国之重，必以至刚之志，济之以至虚之心，而其入手治兵首在择敌。有迳以至强为敌者，如今之英德法，各有其心目中至强之对，而衡之以整军经武，是也。有先择一易与者为敌，而间接以达其抗拒至强之目的者，昔普欲战法而先试之于奥，伊欲战奥而先试之于俄。盖凡百困难，随一败以俱来，即随一胜以俱去。国家承积弱之势而欲以自振，往住用此。惟有大不可者二焉：一曰甲可战，乙可战，乃既欲战甲，又欲战乙，则大不可。备多者力分也。一则甲可战，乙可战，乃今日欲战甲，明日复战乙，亦大不可。心不战，力不举也。”具详所著《军事计划》一书。总统府内史夏午贻亦以乡人时往还。午贻，字寿田，陕西巡抚夏时之子也。贵公子早擢进士第，以杨度之举而得进于世凯。先是南北议和之屡停也，午贻实以世凯密命，贰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廖宇春赴上海，与黄兴使者会甘肃路之文明书局。使者以临时大总统为饵，而宇春、午贻则探世凯之旨，以清室为市。宇春、午贻迳请以世凯为大总统，而使者则持之曰；“能倾覆清室者为大总统。”讼辩三日而有成言。于是宇春电告段祺瑞，而祺瑞遂率北方将士二十八万人通电以请清帝退位，而世凯遂继国父受任临时大总统。授宇春陆军中将勋三位，所以酬也。宇春则著《辛亥南北共和记实》，印播万册以鸣得意。世凯大恶之，遂以投闲置散，而任午贻为内史。午贻机敏有智数，尤善笔札。世凯有所指示，口授滔滔，而午贻则运笔如舌，手不停挥，无溢词，无隐情，世凯倚如左右手。世凯意之所在，他人莫测，而午贻则以日侍左右，独心领神会于语言之表。杨度有推毂之谊，午贻推知己之感，苟有知闻，必以告度。锷日夕过度，而午贻亦与锷上下议论。世凯以午贻侍论兵，谈言微中。一日语曰：“君何书生而晓畅戎机？”午贻谢曰：“不敢，此蔡松坡之论也。”世凯因言：“小站宿将，暮气渐深。而东邻虎视眈眈，实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