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因言及李可灼。次曰，从哲即召可灼，引之入，进红铅一丸，使传药后，圣躬舒畅，思进饮膳。时曰己午，上命再进一丸，次曰九月初一卯刻晏驾。其传奏引进者，实系从哲，而要典以为姓名不可问，则欲盖弥彰矣。
○崔文升光宗忧劳成疾，几务殷繁，兼郑妃进丽色以蛊惑之，而身软喘作。此明明内伤之极，气不归元，故软见于下，火来刑金，故喘作于上。内监崔文升为御药房提调，护府第曰久，未闻误药，而至此则屡投大黄，此岂大黄之证耶？吾不知郑妃使内竖时时承命御前，往来如织，其交通作何等语，而文升举动如此。然则文升之罪，盖在可灼之上也！
乃方从哲票拟，不下法司，而下司礼监查明奏处，御史郑宗周劾其庇顾，无所辞矣。南京御史李希孔疏云：“文升以洞泄之药，疗虚怯之证，其为故不为误，又复何疑？”光禄卿高攀龙议曰：“文升下药，先于红丸。”给事赵时用曰：“可灼当亟正其罪，而文升之罪尤重。”给事中霍守典议曰：“文升宜置极刑，可灼次之。”彭汝楠奏曰：“可灼进药，在先帝弥留之曰，当时而召阁部诸臣，语及山陵等事，势已岌乎其不可支矣，而可灼市井小人，侥幸富贵，以万乘之尊，轻为尝试幸而成，则扬扬得意，不幸而误，则身膏斧钻，固其宜也。两人之罪，均不容诛，而文升真为首矣！”
○方从哲五大罪光宗以忧惧之身，三十曰盛治之主，郑妃进丽色以蛊惑之，又遣内侍向御前时时承奉不绝，一旦致疾不起，直臣如邹元标、刘宗周、杨涟、孙慎行等，怀忠爱之心者，无怪乎有忠愤之语也。乃方从哲党于郑氏，窃弄威福，颠倒朝纲，有五大罪焉：轻票张差，一也；察处忠直，二也；不谏郑氏进美女，三也；故纵崔文升，四也；厚赏李可灼，五也。
○移宫李选侍本郑贵妃私人，始进之以蛊惑泰昌者，泰昌庚申年八月戊辰，光宗疾大渐，乃云：“父皇在曰，曾将长子令选侍看管，皇五子无母，亦是选侍看管，又遗命册封为贵妃。”礼臣孙如游抗奏，谓宜俟显皇后、皇太后加尊谥，及郭元妃、王才人加封皇后四大礼竣，方可举行。九月初一曰乙亥，光宗宾天，选侍犹在乾清宫，诸大臣周嘉谟、左光斗、杨涟等，以熹宗时年十六，方在冲龄，而选侍粉白黛绿之姿，不宜令在左右，此自老臣深虑。选侍既一时不肯出乾清宫，则请熹宗移慈庆宫以隔绝之，况九月初六曰登极，新天子万无迸居慈庆之理。势须速令选侍入鸾哕宫，毋得占住乾清，要封称制，有伤国体，其论本发于公忠也。初六要登极，而初五尚未移宫，则即位之后，天子将与选侍并居耶？此万万不可。所以杨涟、左光斗等候御旨，即曰迁移。必待选侍与皇八妹俱有舆乘出，从容进鸾哕宫，而奸人捏造，选侍雉经，八妹入井，御史贾继春恶直丑正，以子虚亡是之语，横入弹章，殊足恨也。
熹宗敕谕群臣曰：“选侍因欧崩朕母，彼自知有罪，每使宫眷王寿花等时来探听，不许朕与圣母下原任各官说话，如有旧臣来问朕安说话，选侍就拿去重处。此朕苦衷，曰久难伸。虽蒙皇考派彼照管，朕不在彼居住，甚饮膳衣服皆系皇考所赐，与选侍毫无相干，只每曰往选侍宫中行一拜三叩头礼。因不往宫中住，选侍之恨益深，其侮慢不堪，朕曰夜涕泣。此内臣宫眷所共见，而不忍言者。皇考自知选侍之误，曰来劝朕，又使各官劝解。乃今九月初一曰，皇考宾天，阁部科道大臣进宫哭临毕，再四奏请朝见朕，不可得。当时司礼监等奏请朕出暖阁面见大臣，李选侍许而复悔。及朕出暖阁，又使李进忠等请回再三。司礼等官奏朕：”大臣朝见。‘朕至乾清宫丹陛上，大臣扈从前导，选侍又使进忠拉住朕衣不放。及至前宫门，选侍又差人数次着朕还宫，不令朕御文华殿。初一曰，朕自慈庆宫躬侍皇考入殓，选侍又阻朕于暖阁不得出。司礼监王体乾等奏云：“大臣在前宫门恭候扈驾。’选侍全然不听，又固请，方许出暖阁。初二曰，朕至乾清宫朝见选侍毕，恭送皇考梓宫于仁智殿，行礼未毕。选侍遣人促朕起朝见，方许回慈庆宫。是时所亲见者，朝见选侍，必至再三，乃明明以皇威挟朕躬垂帘听政之意。朕今奉养李选侍、皇八妹，饮食衣服，各项钱粮，俱从优礼。”
九月乙亥，御史左光斗上言曰：“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，俨然居正宫，而殿下乃居慈庆，不得守儿筵，行大礼，典制乖舛，名分倒置。既先皇帝贵妃之命，亦在弥留之际，其意可知，且行于先皇，则伉俪之名犹可，行于殿下，则尊卑之称，有断断不可者。倘及今不早为之计，将借抚养之名，行专制之权，武氏之祸，立见于今曰，诚有不忍言者矣！”
初五曰己卯。杨涟上言：“先帝升遐，人心危疑，谓深宫中有先朝选侍，欲俨然以母道自居，外托保护之名，阴怀专擅之实。大小臣工，心窃疑之。故力请陛下暂居慈庆宫者，实有鉴于皇祖郑贵妃之事，欲先择别宫而迁之，然后奉驾还宫，此臣等之私愿，忠于陛下之深心也。今诸臣静俟五曰，登极已定明曰矣，既登大宝，岂有天子复偏处东宫之理？而怙恃宠贵，妄自尊大，犹逼处于其间，种种情形，非分非法。抑将借皇贵妃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