股栗，莫敢违吾节度。人能立志，何事不可为！”
太祖命诸将北征，谕之曰：“汝等师行，非必掠地攻城而已，要在削平祸乱，以安生民。凡遇敌则战，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，勿妄杀人，勿夺民财，勿毁民居，勿废农器，勿杀耕牛，勿掠人子女。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，父母亲戚来求者，即还之。此阴骘美事，好共为之。”
应天府有滞狱逾半岁者。太祖闻之，惕然曰：“京师而有滞狱，郡县受枉者多矣。有司得人，以时决遣，安得有此？自今狱囚审鞠明白，须依时决遣，母使滞淹。”
太祖御奉天门，谓侍臣曰：“凡人之言，有忠谏者，有谗佞者。忠谏之言，始若难听，然甚有益，如药石之能济；谗佞之言，始若易听，然其贻患不可胜言。夫小人之为谗佞也，其设心机巧，渐渍而入。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于人主，以探其浅深。人主苟信之，彼他日复有言，必以为其尝言者可信，将不复审察，谗佞者因得肆志而妨贤病国，无所不至。自古若此者甚多，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，由其言甘而不逆于耳故也。惟刚明者审择于是非，取信于公论，不偏信人言，则谗佞之口可杜矣。”
太祖尝谓御史大夫文原吉曰；“比来台臣久无谏净，岂朝廷庶务皆尽善，抑朕不能听受故尔嘿嘿乎？尔等以言为职，所贵者忠言日闻，有益于天下国家。若君有过举而臣不言，是臣负君；臣能直言而君不纳，是君负臣。朕每思，一介之士，于万乘之尊，其势悬绝，平居能言，临对之际，或畏避不能尽其辞，或仓卒不能达其意，故常霁色以纳之，惟恐其不尽言也。至于言无实者，亦略而不究。盖见秦汉以来，季世末主护短恶谏，诛戮忠直。人怀自保，无肯为言者。积咎愈深，遂至不救。夫日月之行，犹有薄食。人之所为，安能无过？惟能改过，便可成德。”原吉对曰：“陛下此心，即大禹好闻善言，成汤不吝改过之心也。言而无实，略不之咎，尤见天地之量。”太祖曰：“有其实而人言之，则当益勉于善；无其实而人言之，则当益戒于不善。但务纳其忠诚，何庸究其差错？”
太祖命翰林儒臣修《女戒》，谓学士朱升等曰：“治天下者，修身为本，正家为先。正家之道，始于谨夫妇。后妃虽母仪天下，然不可使预政事。至于嫔嫱之属，不过备执事，侍巾栉。若宠之太过，则骄恣犯分，上下失序。观厉代宫闱，政由内出，鲜有不为祸乱者也。夫内嬖惑人，甚于鸩毒。惟贤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，其他未有不为所惑者。卿等为我纂述《女戒》及古贤妃之事可为法者，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。”
太祖尝命制军士战衣表里异色，令各变更服之以新军号，谓之鸳鸯战袄。
国初中书省议役法，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，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，名曰均工夫。太祖曰：“民力有限，徭役无穷。当思节其力，毋重困之。民力劳困，岂能独安？自今凡有兴作，不得已者暂借其力。至于不急之务，浮泛之役，宜罢之。”
太祖以祭祀为国大事，念虑之际，儆戒或怠，则无以交神明。乃命礼官及诸儒臣总集郊社、宗庙、山川等仪及历代帝王祭祀感应祥异可为监戒者，为《存心录》以进。
蕲州进竹簟。太祖谓省臣曰：“古者方物之贡，惟服食器用，故无耳目之娱，玩物之失。竹簟固为用物，但未有命而来献。若受之，恐天下闻风皆争进奇巧，则劳民伤财自此始矣。”命却之。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，毋得妄有所献。
洪武初，近臣有进言山东旧有银场可兴举者。太祖曰：“银场之弊，我深知之。利于官者少，而损于民者多。况今凋瘵之余，岂可以此重劳民力？昔人有拔茶种桑民获其利者，汝岂不知？”言者惭而退。
太祖尝命画古孝行及身所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为图，以示子孙。且谓侍臣曰：“富贵易骄，艰难易忽，久远易忘。后世子孙生长深宫，惟见富贵，习于奢侈，不知祖宗积累之难。故示之以此，使朝夕观览，庶有所警也。”
太祖尝谓侍臣曰：“吾见史传所书，汉唐末世，皆为宦官败蠹，不可拯救，未尝不为之惋叹。此辈在人主之侧，日见亲信，小心勤劳，如吕强、张承业之徒，岂得无之？但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，圣人之深戒。其在宫禁，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，岂宜预政典兵？汉唐之祸，虽曰宦官之罪，亦人君宠爱之使然。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，虽欲为乱，其可得乎？”
太祖谕宋濂曰：“自古圣哲之君，知天下之难保也。故远声色，去奢靡，以图天下之安。是以天命眷顾，久而不厌。后世中才之主，当天下无事，侈心纵欲，鲜克有终。至秦皇、汉武，好神仙以求长生，疲精劳神，卒无所得。使移此心以图治，天下安有不理？以朕观之，人君能清心寡欲，勤于政事，不作无益以害有益，使民安田里、足衣食，熙熙皞皞而不自知，此即神仙也。功业垂于简册，声名留于后世，此即长生不死也。夫恍惚之事难凭，幽怪之说易惑，在谨其所好尚耳。朕夙夜竞业以图天下之安，岂敢游心于此？”按太祖此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