善始者或不善于终，而一言荐之，岂能保其终身？故亦难乎举之者矣。大抵欲得贤才，当厚教养之法，教养有道，人才自出。若但责效于荐举考课之间，盖求什一于千百也。汉董仲舒言，素不养士，而欲求贤，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，此诚知本之论。”
宣德六年三月，尚书胡濙等条奏户口事宜内一款，各处军卫有司常宜省谕旗甲里老人等，除有引客商外，但系他处人民，即报官拘审，发回原籍。若纵容不举，该管旗甲亲邻里老，俱坐以罪。按此法与保甲法并行，极可以防奸弭盗。
旧例，南京各衙门以公事诣北京者，悉自出资赁舟。宣德六年，宣宗闻之。曰：“南北皆京官，且南京官俸薄，治公事岂可自赁舟？”于是令南京五府、六部、都察院等堂上官，凡以公事诣北京者，俱给驿。
宣宗御左顺门，出御制《闵农诗》一章，示吏部尚书郭琎，曰：“朕昨宵不寐，思农民之艰难，能使之得其所，则在贤守令，因作此诗。卿常为朕择贤，毋使农民受弊也。”诗曰：“农者国所重，八政之本源。辛苦事耕作，忧劳亘晨昏。丰年仅能给，歉岁安可论？既无糠核肥，安得缯絮温？恭惟祖宗法，周悉今具存。遐迩同一视，覆育如乾坤。尝闻古循吏，卓有父母恩。惟当慎所择，庶用安黎元。”
宣德六年六月，新作礼部成，赐宴落之。命公、侯、驸马、伯、都督、尚书、侍郎、都御史、学士、祭酒及通政、大理寺、太常寺、光禄寺、鸿胪寺掌印官及本部属官皆与焉。
宣宗闻刑部系囚反狱，谕侍郎施礼等曰：“罪囚系狱，凡狱具，轻重各有宜施，尝闻太祖皇帝言：“仁于仁，不仁于不仁。’强盗何足矜悯，而姑息之？今之逸，如虎逸柙，人复被害矣。此由堂上官纵弛，故下人得以生弊。推情论法，尔亦当罪，姑停俸治事，必俟盗获而后与俸。盗不获，尔罪不免。”
宣德间，河南民言嵩县白泥沟地产银矿，民私烹炼，宜开官冶。命主事郭诚往，同三司官集民丁，发地得银砂四千余斤。烹三十余日，计用人力二千七百工，得黑铅五十斤，银二两，所得不偿所费。宣宗曰：“小人献利之言不可听，其罢之。”
宣宗因甘州卫千户姚宁等奏曲先之役多冒功升职，未惬人心，因谓兵部尚书许廓等曰：“升赏之法，所以酬前劳，勉后效。若有功不得，则才勇之人忿；无功而得，则侥幸之心启。将来何以使人？今宁等所言，宜令总兵官覆勘，务合至公，无惮改过。”
内官袁琦、内使阮巨队，初往广东等处公干，以采办为名，虐取军民财物。事觉，宣宗命凌迟琦、斩巨队等十人。因谕右都御史顾佐等曰：“宦者袁琦，以其自小随侍，颇称使令，升太监管事，辄敢恃恩纵肆欺罔，假公务为名，擅差内官往诸处，凌虐官吏军民，逼取金银等物，动累万计，致吏民含冤无诉，归怨朝廷。虽方面风宪之官，皆畏惮之，不敢以闻。鬼神不容，发露其事，已悉置极刑。尔都察院揭榜晓谕中外，凡先所差内官内使，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，所在官司取勘明白，原系官者还官，军民者还军民。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内官内使寄顿财物，许首免罪，若匿不首，事觉与犯者同罪。自今内官内使出外，敢仍前有犯，令所在官司具奏，治以重罪。知而不奏，罪同。”若中外军民人等，有投托跟随内官内使因而拨置害人者，悉处死罪，既又敕天下诸司曰：“朕恭嗣祖宗大位，夙夜寅恭，不遑暇逸。诚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，军民者祖宗之军民，军民安则天下治，天下治而后有以仰副祖宗付托之重。爰自临御以来，惟以安人为心，而内官监太监袁琦随诗曰久，肆其狡险，欺谩朝廷，假干办公务为名，朦胧奏遣内官内使，在外凌辱官员，毒虐军民，恣肆贪残，赃秽狼籍，金银以千万计，人不聊生。所在有司坐视民患，徒怀兢惕，默不敢言。天地不容，鬼神共怒，发其罪恶，已敕法司榜示天下。尔等其体朕恤人之心，务隆绥抚。民者国之本也，代天理民者君，为国安民者臣，尔等勉之，必使军民皆安于下，而无叹息愁恨之声，庶几尽尔等之职，不负朕委任之意，尔等勉之。”
旧制，进士于各衙门观政，不佥署文案。宣德七年，以都御史顾佐言，始令照永乐年例，进士于刑部、都察院理刑者，与御史、郎中、主事分理，谙练政务。
宣宗闻御史陈斌言，贵州所属生苗累肆劫掠，请命总兵萧授剿之，语兵部尚书许廓等曰：“蛮人虽务劫掠，若防守严密，安能为患？何至便兴兵，殄灭天地生物？虎狼蛇蝎，何所不有，岂能尽灭之？但当慎防而已。且彼虽变夷，亦好生恶死，宜令授及贵州三司差人抚谕，使改过自新，如其不悛，发兵剿之。”
宣宗因与侍臣论人君御世之权惟命德讨罪为重。曰：“二者天下之公器，人君特主之耳。若舜举十六相，诛四凶，而天下咸服，此以天下之好恶为好恶也；齐威王封即墨大夫以万家，而烹阿大夫，齐国大治，此不以左右之好恶为好恶也。故爵赏刑罚至公无私，然后能服天下。”
宣德时，满刺加国差巫宝赤纳来诉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