将严为之备，复恐久而懈惰，特命卿等率众以往。众至边上，常存戒心，虽不见敌，常若临敌，则不至有失矣。”
洪武九年五月，将有事于方丘，适有晋王妃之丧，太祖命翰林官考古制以闻。学士宋濂等言：“按《王制》，丧三年不祭，惟祭天地社稷，越绋而行事。宋真宗时有内丧，神宗当郊而丧未除，皆未尝废。夫郊社之礼，国之大事，圣人所重。虽有三年之丧，亦不敢废，所以示有尊也。”从之。
洪武时，日照知县马亮考满，州上其考曰：“无课农兴学之绩，而长于督运。”太祖曰：“农桑衣食之本，学校风化之原，此守令先务。不知务此，而曰长于督运，是弃本而务末，岂其职哉？”遂黜之。
洪武时，福建参政魏鉴、瞿庄笞奸吏至死，太祖赐玺书劳之曰：“自古天下之治乱，在于君臣之能驭不能驭耳。若君能驭臣，臣能驭吏，故治由此始；若君不能驭臣，臣无以驭吏，则乱亦由此始。或云胥吏小人，何预治乱，是大不然。吏诈则蠹政，政既隳矣，民何由安？朕所以著为令，欲使上官驭吏，严之以法。奈何贪官动为下人所持，任其纵横，莫敢谁何！所以政弛而民受枉。今丞相奏福建两参政致极刑于奸吏，朕闻兹事，当哉。故往谕之。尚慎终如始，乃能其官。”
太祖与侍臣论及古之女宠、宦官、外戚、权臣、藩镇、夷狄之祸，曰：“汉无外戚阉宦之权，唐无藩镇夷狄之祸，国何能灭？朕观往古，深用为戒。然制之有道，若不惑于声色，严宫闱之禁，贵贱有体，恩不掩义，女宠之祸，何自而生？不牵于私爱，惟贤是用，苟干政典，裁以至公，外戚之祸，何由而作？阍寺便习，职在扫除，供给使令，不假以兵柄，则无宦寺之祸。上下相维，大小相制，防耳目之壅蔽，谨威福之下移，则无权臣之患。藩镇之设，本以卫民，使财归有司，兵必合符而调，岂有跋扈之忧？至于御夷狄，则修武备，谨边防，来则御之，去不穷追，岂有侵暴之虞？凡此数事，尝欲著书，使后世子孙以时观览，亦社稷无穷之利也。”
洪武时，刑部主事茹太素疏论时务累万余言。太祖令人诵之再三，采其切要可行者才五百余言。因叹曰：“朕所以求言者，欲其切于事情，而有益于天下国家。彼浮词者，徒乱听耳。”遂令中书行其言之善者，且定为建言格式，颁示中外，使言者陈得失，无烦文。
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：“官员听选之在京者，久住客邸，日有所费，甚至空乏，假贷于人，昔元之弊政，此亦其一端。自今常选官，宜早与铨注，即令赴任。铨选之后，以品为差，皆与道里费。仍令有司给舟车送之，著为令。”
太祖谓省臣曰：“食禄之家与庶民，贵贱有等。趋事执役，以奉上者，庶民之事。若贤人君子，既贵其身，而复役其家，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，非劝士待贤之道。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，输租外悉免其徭役。”
太祖曾敕中书省曰：“向荆、蕲等处水灾，朕寝食不安，亟命户部主事赵乾往赈之。岂意乾不念民艰，坐视迁延，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，方施赈济，民饥死者多矣。夫民饥而上不恤，其咎在上。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，视民死而不救，罪不胜诛。其斩之，以戒不恤吾民者。”
临淄县丞王基言：“乞发山海之藏，以通宝路。”太祖召而诘之曰：“汝云发山海之藏，须人力乎？自发乎？况发之未必得，而劳人莫甚焉。昔唐太宗罪权万纪，为其言利而不进善也。汝之言，果导人君以善乎？”遂黜之。
有内使以久事内廷，从容言及政事者，太祖即日斥遣还乡，命终身不齿。因谕群臣曰：“自古贤明之君，凡有谋为，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，而断之于己，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。况阍寺之人，朝夕在人君左右，出入起居之际，声音笑貌，日接乎耳目，其小善小信，皆足以固结君心。而便嬖专忍，其本态也。苟一为所惑，而不知省，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与政事。及其久也。遂至于不可抑，由是而阶乱者多矣。朕尝以是为监戒，故立法。寺人不过侍奉洒扫，不许干与政事。今此宦者虽侍朕日久，不可姑息，决然去之，所以惩将来也。”
太祖谕中书省臣曰：“清明之朝，耳目外通；昏暗之世，聪明内蔽。外通则下无壅遏；内蔽则上如聋瞽。国家治否，实关乎此。朕常患下情不能上达，得失无由以知，故广言路以求直言。其有言者，朕皆虚心以纳之。尚虞微贱之人，敢言而不得言；疏远之士，欲言而恐不信。如此，则所知有限，所闻不广。其令天下臣民，凡言事者，实封直达朕前。”
太祖尝谓侍臣曰：“前代庸君暗主，莫不以垂拱无为为藉口，纵恣荒宁，不亲政事。殊不知治天下者，无逸然后可逸。若以荒宁怠政为垂拱无为，帝舜何为曰‘耄期倦于勤’，大禹何以惜才阴，文王何以日昃不食？且人君日理万几，怠心一生，庶务壅滞，贻患不可胜言。朕自即位以来，尝以勤励自勉，未旦即临朝，晡时而后还官，夜卧不能安席，披衣而起，或仰观天象，见一星失次，即为忧惕；或量度民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