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祖制中都城隍神主成，谓宋濂曰：“朕立城隍神，使人知畏。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。朕则上畏天，下畏地，中畏人。自朝达暮，恒竞惕自持。夫人君，父天母地，而为民父母者也。苟所为不能合天地之道，是违父母之心；不能安斯民于宇内，是失天下之心矣。如此者，可不畏哉！”
太祖命群臣采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为劝戒者，著为书，曰《昭鉴录》，以赐藩王。因谓秦王傅文原吉等曰：“朕于诸子，尝切谕之：一，举动戒其轻；一，言笑斥其妄；一，饮食教之节；一，服用教之俭。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，尝使之少忍饥寒；恐其不知民之勤苦也，尝使之少服劳事。但人情易至于纵恣，故令卿等编辑此书，必时时进说，使知所警戒。”
太祖一日阅武罢，谕诸将曰：“畜兵所以卫民，劳民所以养兵。今尔等无耕耨之劳而充其食，无织之苦而足其衣，是皆出于民也。无知之徒不知捍御之道，横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，民受其害而至于困弊者，是自损其衣食之本也，不仁甚矣。尔等宜戒其恣纵之心，体朕恤下之意。且贵能思贱、富能思贫者，善处富贵也；忧能同其忧、乐能同其乐，善体众情也；不违下民之欲，斯能合上天之心，合乎上天之心，斯可以享有富贵矣。”
卫卒有差还，受亲旧私遗者，卫官以违法并逮其亲识，请罪之。太祖曰：“人归故乡，孰无亲识？慰劳馈赠，人之常情。”命皆释之。因谓侍臣曰：“近来诸司用法，殊觉苛细。用法如此，使人举动即罹刑网，甚失宽厚之意。”
太祖谓群臣曰：“昔唐太宗谓：‘人主自贤，臣不匡正，欲不危殆，岂可得也？’此言甚善。朕观汤以从谏弗咈而兴；纣以饰非拒谏而亡。兴亡之道在从谏与咈谏耳。大抵自贤者必自用，自用则上不畏天命，下不恤人言，不亡何待？从谏者则乐善，乐善则正人日亲，俭人日远，号令政事必底于善。故未有不兴者。朕于卿等深有所望，勿怀顾忌而不尽言。”
太祖尝命吏部访求天下贤才，谕之曰：“世有贤才，国之宝也。古之圣王恒汲汲于求贤，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。鸿鹄之能远举者，为其有羽翼也；蛟龙之能腾跃者，为其有鳞鬣也；人君之能致治者，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。今山林之士，岂无德行文艺之可称者？宜令有司采举，备礼遣送至京。朕将任用之，以图至治。”
太祖谓中书省臣曰：“马虽至驽，策励可以致远；木虽至朴，绳削可以致用；人虽至愚，勉教可以成材。故圣人之教无弃人；君子之化无鄙俗。今之为吏犯法者多，若得贤官长以表率之，岂有不化而为善者。自今台省六部官，遇有暇时，集属吏，或教以经史，或讲以时务，以变其气质。年终考之，视其率教与否，则可以知其贤不肖矣。”
太祖谓中书省臣曰：“唐虞三代，典谟训诰之词质实不华，诚可为千万世法。汉、魏之间，犹为近古。晋、宋以降，文体日衰，骈丽绮靡而古法荡然矣。唐、宋之时，名儒辈出，虽欲变之，而卒未能尽变。近代制诰表章之类，仍蹈旧习。朕尝厌其雕琢，殊异古体，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。其自今凡诰谕臣下之词，务从简古，以革弊习。尔中书宜播告中外臣民，凡表笺奏疏，毋用四六对偶，悉从典雅。”
太祖尝谓皇太子曰：“人君统理天下，人情物理，必在周知，然后临事不惑。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，凡治军旅理民事，无不尽心。恒虑处事未当，故常深念古人。为治必广视听，凡言之善者，吾即行之；不善者，吾虽不行，亦绎思至再，果不可行，然后置之。夫虑事贵明，处事贵断，庶几不眩。况汝生长宫掖，未涉世故，若局于见闻则视听不广，而欲以区区知识决天下之务，能一一当理，难矣！宜亲贤乐善以广聪明。逆己之言必求其善；顺己之意必审其非。如此，则是非不混，理欲判然。天下之事，可得而治矣。”
太祖谕中书省臣曰：“忧人者当体其心，爱人者每惜其力。朕尝亲军旅，备知其疾苦。每进一膳，即思天下军民之饥；服一衣，即思天下军民之寒。今临濠营造之士，宜各给衣米，庶不至饥寒也。”
太祖尝谓秦府左相文原吉曰：“蓄药所以防病，积货所以防贫，用贤所以辅德。朕为诸子择贤以为之辅，尔等居左右宜朝夕规诲，以成其德。人情于大事或能谨之，而常忽于细微。夫细行不谨，大德必亏；姑息小过，大愆必至。尔若曰所失者小，可勿言也。俟其大失，然后规之救，有所弗及矣。夫善虽小，可以成名；恶虽小，足以亡身。尔等宜尽心所事。”
洪武六年十月，太祖尝命礼部考究前代纠劾内官之法，礼部议置内正司，设司正、司副，专掌纠察内官失仪及不法者。”
潞州贡人参。太祖谕之曰：朕闻人参得之甚艰，岂不劳民？今后不必进。”因谓省臣曰：“往年金华贡香米，朕命止之。遂于苑中种数十亩，计所入，亦足供用。太原岁进蒲萄酒，自今亦令其勿进。国家以养民为务，岂以口腹累人哉！尝闻宋太祖家法，子孙不得于远方取珍味，甚得贻谋之道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