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有形之乐，所谓礼乐之迹也。其无形之礼乐只在吾身，吾能敬即礼具矣，慢则非礼，吾能和即乐具矣，戾则非乐，此所谓礼乐之意也。礼乐不可斯须去身，其义如此，断无终日行礼乐之理。向来于此层每有窒碍，近始觉稍有入处。（以上戊子年）
看《王心斋语录》有云，只心有所向，便是欲；有所见，便是妄；既无所向又无所见，便是无极而太极。此直是佛经所谓无耳目鼻身意，凡有所见，皆是虚妄一派说话，但当论心之所见所向如何耳，岂可便如此说。
姚江致良知之学是从功夫积久后悟出来者，今王学诸儒却拿此作一件题目，尽屏学识闻见，专于此做功夫，其于程朱主敬穷理之功相去远矣。
在廖仲山师处见同年蒙自杨增新，年齿甚轻，而通达事体，论事皆息心静气，贯彻首尾。
廖师极为首肯，余亦敬佩万分。自愧粗浮，于事皆仿佛依稀，一无着落，大有告子“不得于言，勿求诸心”之弊。自誓此后当向沉静一路加功，以期变化气质。
俞笏东丈来，读别墅之墅如“署”音。客去查之，果音“署”，上声，在语韵，又别音“野”，义亦通。吾常读如“士”音，不知何本，韵书并无此音。近今说字，以讹沿讹，反忘其本。若对人读“墅”如“野”，鲜不笑为认白字者。以此知处世接物，无一不当虚心。
为盛礼堂表叔作墓志，局法、调法悉本庐陵，所嫌者太似耳。然初学作古文，必从规模始，然后几于变化，譬作字者必先临帖也。余唯谨守绳尺，益加自勉而已。
连日心颇不定。朱子云：“心有事时当如无事时。”余涵养太浅，少经事即觉憧憧，其何以应大事临大变哉!可恨可愧!伯父言祖父事甚悉。先世以寒苦起家，而余辈坐享其逸，若不勉自砥砺，何以为人！
停年格始于元魏崔亮，循资格始于唐裴光庭。论者佥以为非。愚谓循资注选，可杜躁进之阶，亦不可尽废。要当兼复汉代征辟之法，参而行之，始可得人也。
史称徐孝穆为一代文宗，亦不以此矜物，未尝诋诃作者。此可为法。世之恃才傲物者，正是才不足之象，非有馀之象。
安邱王氏筠云：考古义当严，适时用当通；世之好用古字者，由其所识本少也。此说洞中今人症结。余因思不特作字宜然，凡署地名、官名皆宜直用今名，方合遵王之道。今人好奇炫博，地名、官名必取秦汉唐宋，若以非是，则不免于俗者。人为本朝之人，而所处之地，所居之官，皆前朝之地与官，名实相违，大不可也。且今之所谓雅者，皆前人恒称之辞，其时上自士大夫，下至农工商贾，悉以为口头言语，了不为奇。今乃取其口头语袭用之以为雅，不特为有识所嗤，恐古人有知亦当笑其愚陋耳。
细读《史记》伯夷、屈原列传。《伯夷传》以“名”字为主，通幅波澜顿跌，无非宕出此意，至末幅乃与点睛。《屈原传》以怨诽而不乱，括《离骚》之旨即为一传之主，却仅以中幅两见，如大海中日影，空山中雷声。柳子厚云“参之太史以著其洁”，洁非节字缩句之谓，乃意无夹杂、墨无旁沈也。若以字句求之，则《史记》文字之可节者亦多，安得谓之洁耶？因思陈寿《三国志》，昔人称为高简有法。所谓简者，其妙在刊落琐屑浮诞与不甚可信之事，独举要辞，所以为有法。宋子京修《新唐书》，只是于字句加功，甚至以艰深文浅陋，虽事增文省，以语古法则远矣。
又，《史记》留侯、陈平世家，多用倒勒总钤之笔，最可玩，知此便无散漫之病。又读《孟荀列传》，以宾形主，主意提得分明，则虽宾繁于主，无非为主意出力。
又，读《管晏列传》，固是借知己发慨，然细详史公之意，则以管仲、晏婴事迹言论详见于《春秋左氏传》及所著《管子》、《晏子》中，世间多有其书，不胜载，亦不必载，故转就一二轶事曲折写尽其生平，行业则以总语櫽括之，所谓见一羽而知凤，见一毛而知麟也。
构局苦心，赞语中固明言之，后世知此者鲜矣。（以上己丑年）
近来看得静坐养心是学者入手第一义。向来只谓心学为禅，未尝措意。今乃知周、程、杨、罗、李、朱以来相传指诀，正是如此，与孟子合。禅学所谓养心，只是不动心，块然守此一件作死工夫；吾儒则由此扩充，明辨笃行，以施诸事物也。延平云：“心下热闹，如何看得道理出？”我辈此心汩于利欲场中，昏驰已久，若非正本清源，收拾此心，使确有归宿，纵教论知论行，只是一场说话也。
卧思日间与刘安生丈论房首办请房师事，倾筐倒箧，言无不尽，自谓为人谋甚忠，不知此种伎俩皆从炫能讨好上起见，似公而实私，似诚而实伪，非从慎独上痛下工夫，安得心田清静哉！
临动身北上时，伯父勖以为学之要云：宋儒千言万语，莫妙于“提醒”二字。又举昔在礼部掌印时，公务棼杂，如理乱丝，因痛下“主一”工夫，使此心无一毫外走，乃得秩然就理，精神不致懈散。后来出任湖北粮道，日行公事极为安闲，此心便放倒了，因叹治心之难。
又举上蔡一年去一“矜”字相勖，尤中余病痛，若不切实省克，何以副伯父期望之心。
曾文正公有云：“未来不迎，当事不杂，既往不恋。”此三言可为涵养操存之法。
散馆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