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遽造此讹言、出此恶语，此犹得曰睦邻之道而具有保全和好之深意者乎？若此等语果出自贵国朝廷之意，则显系贵国朝廷不欲两国保太平之局而讲辑睦之情者也。敢请将此意，转达贵国朝廷。谨复不具』。
特剌诗马既呈复音之后八日，中朝公使复致第二函，时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也。其略云：『接读华翰，反复辨论琉球一事，既已聆悉一切。向者某等曾二次谒见，商论此事；恳请阁下于此事深加之意。惟恐言语之间，未能通畅；故特呈一书，以期明白清晰，并无急遽之言。书中所云，亦未尝过于率直，言词皆极婉转；所以然者，某等为慎重交好之情故也。不意反谓措词过当，不亦异乎！两国曾立有成约，以修厥好；某等辱承简命，前来贵邦承乏皇华，亦惟以永敦和好为愿，而克保升平之大局而已。如其洞察情形、默权形势，有如辅车、唇齿之相依，遵守成约，一力一心务求两国洽和，共乐厥利；则不特阁下所行能如我国之所愿方得为利，即我国亦莫不然。夫两国前时所立之约，首款则为睦邻之道；其文云：「至于两国所属疆宇，彼此务必以礼相待」。数年以来，两国尝有文书往还，亦有公使交际；而贵国朝廷发令于琉球，竟未尝有一介行人告知我邦，恐非郑重睦邻之意者所宜出也。夫两国相交以礼，须出之以公义、要之以信实；至言词之间，不宜故作吞吐，必以言由中出为主。昨读回书，谓贵国之待琉球，不背于理。请将其事再三思之，为合于人情、顺于公义乎？祈赐一音，不胜企望。端此谨复，并候时安』。
此书既呈日本外务官月余，日本外务官始行回音；时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也。其略云：『接诵瑶函，领悉一切。琉球之事，业于前札详明回复。兹复展读来文，所言亦与本年十月七日一书无所区别。吾既于前书奉覆，今来书又云请将斯事洞察其情理，出之以公义——夫此中情理，吾已洞祭；此中公义，吾已审处：然则何庸再复。端此复候时安』。
此书复后，约经两月，中朝钦使以彼此往来文书寄回京师，中国朝廷恭亲王及总理衙门大臣□论列其事，而仍移文与驻日钦使，使之再达日廷；时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也。其略云：『琉球一事，前曾接到来函，内称曾以其情节及实事实理，几经详察，不惮劳苦，以书转达日本外务大臣矣。兹接到日本外务大臣回音，公同披阅。夫琉球原属中国，自前明迄今，依期入贡；历代以来，尽忠爱戴于中朝，未尝有怠。琉球遣公使来京，为述其受困之状；闻此情形，令人深为可悯！不得不为之拯救，所谓「义不容辞」者也。日本尝与中国立约，其约本为通商而设，又为两国保太平、敦辑睦起见；则酌乎人情、准乎天理，亦不宜遽绝中国藩服之入贡。接此书后，仍愿与日本外务大臣再行定夺，使复琉球旧政，以保两国交情而敦两国和好；务为留意，即使照行』。中国公使既接恭邸来书，乃以其书转呈日本外务大臣；且云：『读此，则某等身为公使，义不容辞、责无旁贷，谨将此札转达台端；伏维顾念交情，酌量是事，俾得定夺，是所切祷焉』。
日本外务大臣既接是书，见其言词恳切；乃于西历三月十五日回文云：『拜读来函，内有由贵国外务大臣寄来公文所论琉球情节，领悉一切。读之，乃知我于去岁（一千八百七十八年）十一月二十一日所呈复函内中云云，贵国外务大臣见之，深为不悦。惟我与公等亲相接见，已将琉球之事委曲详细以言，毋庸多赘。且我国家近欲设立人员派往琉球，俾司其事；虽公等请以刻下不可遣往，而我国家特为保全琉球太平之局起见，此着断不容缓。今所请，似难允行。数日后，与公等相见，自当言明；伏维鉴谅』！
此书复后，中国朝廷急欲为之剖白，乃于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五月二十日，再行敦促钦使；钦使复致书于日本外务大臣曰：『某等今又接到我国外务大臣移文，其言曰：日本朝廷何故废斥琉球而夷之为县？夫自两国和好以来，立有成言，恪相遵守，未尝衍盟背约。琉球见废，我国家不明其故，故复命某等身为公使，再行询问详明。既接此文，不敢不敬达左右；务祈早赐玉音，是所切祷』！
日本既接此书，见其和平温厚，不得不答；而又不欲径答，乃托词以辞之，谓中国公使于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来文，言词多不顺理，是以置之不答也。自五月二十日后，数月之间，本国或移文、或致词，皆和平入听；即公使相见，言语亦复温和。惟每问及琉球一事，日本则每言作答而终未之答也。至其卒不肯答之故，其辞如下。日本外务大臣书复云：『接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五月二十日来函，问我日本何故废琉球之政而夷为冲绳一县？夫此乃国家主意，欲自行其便耳。读公等于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十月十七日来函，言词逆耳，殊令人气不能平。旋于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曾已回音，请将此意上达中国朝廷。惟后读公等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三月十五来函，始知公等所以回告中朝者，未能如我所请也；请于此留意焉。肃此敬复』。
中国公使既接日本外部覆音，乃再致函辨论；时一千八百七十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