弃二圣之骸骨于不顾，置河北之土地于不复；胁高宗以称臣，杀武穆以媚敌也。若谓议和即为罪人，则富郑公岂不先为罪人哉！今观史册所载，富公陈说辽主诸言，固足以质告天地，争光日月；宜辽主为之感动而成和议。然天下后世，无一人谓宋仁宗、富郑公为无能也。至澶渊之事，寇莱公先令何人率众以为宋援、何人出师以绝辽救，声色不动，布置周密，然后劝帝亲征；非若明阉王振毫无准备，遽奉英宗出幸宣化，至令车驾方至土木兵溃北狩者可比。然谗人一以幸兵自重为言，而寇公不恤城下之盟，即行班师回汴；何也？兵凶战危，岂能操必胜之权；少有蹉跎，其将如何！不如早和之为得计也。西夏□据银灵，数州地耳；宋以全盛之力御之好水川。任福之败，神宗因此以上宾。童贯等约金灭辽，所分者幽、燕数州，得而旋失；北宋因此而南渡。可见战之一事，岂易言哉！必君有「我战则克」之谋、臣有「战则必胜」之勇，而后可以言战。否则，不如不战也。今中、东之事，说者谓中朝准和、威公劝和，未免使中国失国体而长寇雠；此孔子所谓「失言」、孟子所谓「易言」也。试观日本犯台以后，中国尚未购一铁船、筑一炮台，仅办军械、发勇粮、给川费，已费银数百万两矣。倘使再开兵端，即令百战百胜，亦不过御门献俘、御殿受贺而已。若有小挫，而各处海疆均须设防，兵连祸结，何时能已！至于用军之耗费、筹饷之艰难，其不至日旰君勤者鲜矣。若谓中、东构兵，西人可大获利；然万国公法所载「两国交兵，他国不能卖物接济」。西人虽有战船、军器既不能售卖于中国，又不能售卖于日本；其利果何由而获哉！纵使下有甘于犯法之奸民，亦恐上无安于坏法之庸主；即或君不□□而中、东两国均加责备，恐其君亦难置之不闻不问矣。又况通商之地，均在海滨；战事方殷，海氛因此不靖、陆寇又从窃发，贸易之道四塞、防堵之费百出，岂徒中、东两国之不幸，恐西人之经商于两国者亦将大有不利也。至谓威公劝中国以五十万银给日本，将来中国必有创抽厘税之举，取西人之银以弥补此款；吁！是何言也。譬如途人相斗，有人从中劝止，斗者受伤，而劝者令补医药之资；斗者既已出钱，反欲劝者设法赔偿，有是理乎？此虽悖谬之人，亦不为此；而谓中国为之乎！又言西国谚语云：「我欲与人争斗，天毋使劝斗者碍我，则我自能取胜」；吾恐法人之亡国破家，未始不为此言所误。倘使外听英君之言、内纳爹亚之谏，拿破仑至今犹存也。虽然，普虽败法，而普亦不能有益无损也；何如彼此小忍之为愈哉！夫舜与汤，古之圣人也。舜命禹之征苗也，班师振旅，诞敷之文德；七旬，有苗格。汤之事葛也，葛伯放而不祀，汤则馈以牛羊，又使亳众往为之耕；迨至仇饷，而后征之。秦穆悔过之誓，孔子列之于「书」；夹谷之会，孔子以礼乐而化兵戎。数圣人者，岂畏失国体而长寇雠哉！盖交邻字小之道，则然也。今中、东之事，倘日本毫不知过，需索无厌；中国即加以兵，谁曰不宜！但日本既求中国无责以不是，是亦明知其不是，望中国包含之也；所索者议恤与置屋各费仅五十万银，并不提及赔费，宜乎中国尚可听从，威公始能调处。不然，吾知威公亦必不强为出头，从中劝止。若中国固执不悟，而日本必致铤而走险，恐亦非中国之利也。
吾虽不识威公，而知其必读书明理人也。久在旁观，统筹大局，知兵衅一开，必多事故；见两国各执一是，定至决裂：始从而劝和焉。两国能从，则天下皆受其福；不从，则我一人亦尽其心，必非斤斤自好、畏首畏尾，恐人议论毫无担当者。兹则两国均能允从，不徒两国之人皆无幕燕之忧；即使各国之寄居于两国者，亦有屋乌之爱矣：岂非鲁仲连所称为士哉！吾尝言与其轻于一战，均受败亡之实祸；不若轻于一和，仅博柔弱之虚名。威公其亦有见于此乎！如威公者，亦可谓识见加人一等矣。
译西友致「字林报」书
昨有西人致书于「字林西报」驳辨西人之非论威公劝和事者，谓曰：英国商民既与中国有通商之好，则中国之不罹于战难者，固即英人之幸也。盖以仁存心者，既不喜见友国民人陷于兵祸，故必大为称庆也。该书又论条约曰：似此所议定者，极为公道。东洋于其内，并无所为自荣；而中国之能稍让，又不为损国体云云。该友人于此书，想亦已悉惬西人之舆情乎！
十月十九日（公历十一月二十七日——即礼拜五）
时务问答
有客来谈：『中、东之事现虽议和，所给日本之银仅五十万两；闻当道细核此次军需所费，除给日本五十万两之外，又用去五百万两有余。并未购买铁甲战舰，亦未兴筑沿海炮台，业已耗费银两如此之多，实属不明如何用去。然当道言之，凿凿可据，似又非全属子虚者。今仅半年之久，尚未交兵，竟至用此巨款；倘再加以久战，其费岂堪设想哉！若果如当道所言，则此事所用，统计总在六百万银以外。夫此六百万银，其筹措岂属易易；兹不啻轻于一掷，正杜司勋所谓「取之尽锱铢、用之如泥沙」也。现闻各海疆大吏欲于此事已过，事后补苴；他事未来，事前准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