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竞争条件。
以上这些现象在早期文化市场上，必然发生或出现过，但是碍于有限的史料，想要一一复原，颇不容易，本文则尝试从这个角度切入，而以明代小说作为讨论中心。其所以如此，主要是在文学或文化市场上，选择具有广大市场的科举用书和广大消费群众的通俗性刊物，无疑是出版业必走的投资生产行径。尤其到了明代，通俗小说刊物在丰厚的利润驱使下，吸引不少出版商竞相投入这个市场中，每当一部小说畅销之后，便引来各书肆抓紧眼前的一份商机，投下巨额的资金，快速刊刻生产，争先恐后的抢在同业之前上市发行，甚至雇用专业编辑从事续书和仿作，打铁趁热的投入市场中，争取利润。如《三国演义》通行之后，演义体小说或讲史类的作品接踵而至，不但有了《后三国演义》，按鉴编年体的小说也顺势充斥于坊间；又如《水浒传》一出，风靡了全国读者，一次排印既不能满足市场上消费群众的需要，接二连三的雕印排版，也让广大的消费市场消化殆尽，以至于南北各地竞相重刊仿刻。甚至把二书合刻为《英雄谱》，有如买一赠二的拍卖方式。这等结果，不但使喜新厌旧的读者产生不良的消化与反胃，也促使有限的文化市场发生了排挤和滞销行为，这都是文化产品具有特殊的内部心理及外部因素所使然。站在书商的立场，既以收回成本，取得利润是投资行商的第一要务，则商业文化中常见的经营手法和营销策略于焉出现，为了尽快的收回成本及增加投资报酬率，经营手法和营销策略必须出人意表，招来消费读者的购买欲望。于是有些殷实的商人，挟其丰厚的资金，竞价投资，多发广告；有些则仅是一种华而不实的噱头，或类似不良厂商的诈欺手法，这些经营手法和营销策略都是本篇论文所要考察的重点。
贰、明代书坊的设厂地点及投资经营型态
一、印刷地点和设厂的考虑条件
有明一代的出版业集中于江南，必有其特定的时空条件和因素。盖出版业之所以投资设厂，必需考虑制造生产时，原知识、材料、生产劳工及流通消费等诸问题，设厂之后有无风险和利润，凡此种种，每每决定了书肆的座落处所，因此以下特从投资设厂所涉及到的问题给予分析如下：
（一）、原知识的取得必是书肆成立的第一要件：一个蛮荒不毛之地，很难出现知识的生产与需求，既无所需自无供应行为，因此，书肆的成立绝对植基于知识供需的关系上。六朝以后，再经唐五代，宋、元、明等各个时代，北方遭遇过五胡乱华，又有安史、黄巢的流窜与五代十国之乱，以及辽、夏、金、元等北方民族的南下统治，促使原以长安、洛阳为中心的六朝士人、文物，不得不随时局而大举向南迁移，于是汴京、金陵与杭州尽成人文荟萃之地，城市人口几达百万之众。历史上著名的文人，如韩愈、苏东坡都曾履历潮汕一地，朱子则以一派学宗，设下白鹿洞书院，传授知识。南传佛教则远来海上，两广、福建、浙江、金陵，名山梵宇，四处设立，山门藏经对于知识的流播都有深远的影响。于是江南在南宋以后，逐渐取代黄河流域一带，成为文化中心。
再者，根据笔者的实际调查，从夏、商、周、两汉，以迄隋、唐，地球或因自转偏移的影响，促使中国气候有过大型的变化，《诗经》上所载雨量需求较多的五谷植物，已随降雨量的递减不复可见。黄河、渭水的泛滥成灾与地下水位的干涸与日剧增，迫使内陆型气候区的关中与河洛百姓，不得不往东南丰沛雨水的海洋气候区迁徙觅食，取得给养，于是大都与金陵取代了长安和洛阳、汴京。如果中国长城的兴建是因防犯游牧民族的南下牧马，则邗渠与大运河的挖掘纯然是为了南粮的北运。尤其中国历代人口增加的速度和压力，粮食取给上的民生问题，通常是引起流民与战争的一个主要动乱因素，也是未设大型水库及毫无机械动力抽取地下水灌溉时，解决人口压力的自然之道，更影响到今日中国的饮食文化。所以，南方的开发是必然的趋势，六朝、十国、南宋适逢其会，明太祖之建都金陵，历经晚明以迄近代，北京、南京都是政治与文化中心，其理由也是如此。根据胡氏《少室山房笔丛、经籍会通》即云：
吴会、金陵，擅名文献，刻本至多，巨帙类书，咸会萃焉。海内商贾
所资，二方十七，闽中十三，燕越弗与也。然自本方（坊）所梓外，
他省至者绝寡，虽连楹丽栋，搜其奇秘，百不二三，盖书之所出，而
非所聚也。[9]
这里说明了吴会（苏州）、金陵，擅名文献，居十分有七；闽中十三，都为本坊所刊行，他省印书送来的少，虽连楹丽栋，搜其奇秘，百本中找不出二三本，盖书之所出，而非所聚也。凡此，在在说明江南文风盛于江北，而福建一地的文化水平虽然不如两江，却也不亚于江北，衡之于《明清历科进士题名录》在经索引之后，恰恰足以反映这个实情。[10]不过《左海文集》也说：
建安麻沙之刻，盛于宋，迄明未已。四部巨帙，自吾乡锓版以达四方盖十之五六。今海内言校经者，以宋椠为据。言宋椠者以建本为最，闽本次之。建本者，岳珂经传沿革例所称附释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