遂使协以谋我，有固结不解之势。
同治十年，日本遣使来求立约，曾国藩始建议宜将均沾一条删去。及臣与该使臣伊达宗城往复商订，并载明两国商民不准入内地贩运货物，限制稍严。嗣后该国屡欲翻悔，均经驳斥，自是秘鲁、巴西立约亦稍异于前。诚以内治与约章相为表里。苟动为外人所牵制，则中国永无自强之日。近闻各国驻京公使，每有事会商，日本独不得与，其尚未联为一气者，未始不因立约之稍异也。至内地通商，西人以置买丝、茶为大宗，资本较富，稍顾体面，日本密迩东隅，文字、语言略同，其人贫窘，贪利无耻，一开此例，势必纷至沓来，与吾民争利，或更包揽商税，为作奸犯科之事。明代倭寇之兴，即由失业商人勾结内地奸民，不可不防其渐。此议改旧约，尚宜酌度之情形也。
琉球原部三十六岛，北部九岛，中部十一岛，南部虽有十六岛，而周回不及三百里，北部中有八岛，早被日本占去，仅存一岛。去年日本废灭琉球，经中国迭次理论，又有美前统领格兰忒从中排解，始有割岛分隶之说。臣与总理衙门函商，谓中国若分球地，不便收管，只可还之球人，即代为日本计算，舍此别无结局之法。此时尚未知南岛之枯瘠也。本年二月间，日本人竹添进一来津谒见，称其政府之意，拟以北岛、中岛归日本，南岛归中国。又添出改约一节。臣以其将球事与约章混作一案，显系有挟而求，严词斥之，不稍假借。曾有笔谈问答节略两件，钞寄总理衙门在案。旋闻日本公使宍户玑，屡在总理衙门催结球案。明知中、俄之约未定，意在乘此机会，图占便宜。臣愚以为：琉球初废之时，中国以体统攸关，不能不亟与理论。今则俄事方殷，中国之力暂难兼顾。且日人多所要求，允之则大受其损，拒之则多树一敌。惟有用延宕之一法，最为相宜。盖此系彼曲我直之事，彼断不能以中国暂不诘问，而转来寻衅。俟俄事既结，再理球案，则力专而势自张。近接总理衙门函述日本所议，臣因传询在津之琉球官向德宏，始知中岛物产较多，南岛贫瘠僻隘，不能自立，而球王及其世子，日本又不肯释还，遂即函商总理衙门，谓此事可缓则缓，冀免后悔。此议结球案尚宜酌度之情形也。
臣接奉寄谕，始知已成之局，未便更动。而陈宝琛、张之洞等，又各有陈奏，正筹思善全之策，适接出使大臣何如璋来书，并钞所寄总理衙门两函，力陈利益均沾及内地通商之弊，语多切实。复称询访球王谓：『如宫古八重山小岛，另立三子，不止五家不愿，阖国臣民亦断断不服。南岛地瘠产微，向隶中山，政令由其土人自主。今欲举以畀球，而球人反不敢受。我之办法亦穷』等语。臣思中国以存琉球宗社为重，本非利其土地。今得南岛以封球，而球人不愿，势不能不派员管理，既蹈「义始利终」之嫌，不免为日人分谤。且以有用之兵饷，守此瓯脱不毛之土，劳费正自无穷，而道里辽远，音问隔绝，实觉孤危可虑。若惮其劳费而弃之不守，适堕日人狡谋。且恐西人踞之，经营垦辟，扼我太平洋咽喉，亦非中国之利。是即使不议改约，而仅分我以南岛，犹恐进退两难，致贻后悔。今彼乃议改前约，傥能竟释球王，畀以中、南两岛，复为一国，其利害尚足相抵，或可勉强允许。如其不然，则彼享其利，而我受其害，且并失我内地之利。臣窃有所不取也。
谨绎总理衙门及王大臣之意，原虑日本与俄要结，不得不揆时度势，联络邦交，洵属老成持重之见。然日本助俄之说，多出于香港日报及东人恫喝之语，议者不察，遂欲联日以拒俄，或欲暂许以商务，皆于事理未甚切当。查陈宝琛折内所指：日本兵单饷绌，债项累累，党人争权，自愿不暇，倭人畏俄如虎，性又贪狡，中国即结以甘言厚赂，一旦中、俄有衅，彼必背盟而趋利，均在意计之中。何如璋节次来函，亦屡称日本外疆中干，内变将作，让之不能助我，不让亦不能难我。洵系确论。盖日本近日之势，仅能以长崎借俄屯驻兵船，购给煤米，彼盖贪俄之利，畏俄之强，似非中国力所能禁也。岂惟日本一国，即英、德诸邦及日斯巴尼亚、葡萄牙各国，皆将伺俄人有事调派兵船，名为保护商人，实未尝不思借机渔利。是俄事之能了与否，实关全局。俄事了则日本与各国皆戢其戎心，俄事未了则日本与各国将萌其诡计。与其多让于倭，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，则我既失之于倭，而又将失之于俄，何如稍让于俄，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。夫俄与日本强弱之势，相去百倍。若论理之曲直，则日本之侮我为尤甚矣。而议者之谋，若有相反者，此臣之所未喻也。至若江苏之上海、浙江之寗波、福建之福州、厦门，均系各国通商口岸，日本即欲来扰，既无此兵力、饷力，亦必不敢开罪于西人。惟台湾孤悬海外，地险产饶，久为外人所窥伺，苟经理得宜，亦足控蔽东南，应请庙谟加意区画，渐收成效。中国自强之图，无论俄事能否速了，均不容一日稍懈。诚以洋务愈多而难办，外侮迭至而不穷，不可不因时振作。臣前奏明南、北洋须合购铁甲船四号，其数断难再减。所有请拨淮商捐一百万两，仅准户部议拨四十万，不敷尚多，应请旨饬令全数拨济。各省关额拨海防经费，前经奏明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