查办之必要，此必启秀当时弄些手脚耳。启秀亦翰林出身，由盛京侍郎调京后，骤升尚书，入军机，卒以袒护拳匪，外人指为祸首，明正典刑。观此人颠末，可知当日同部共事，邪正断难相容也。
京中招摇撞骗之风最盛，谣言最多。御史风闻言事，无所避忌，偶一牵连，便难解脱。长安之居，不得谓非险地也。赞老奏参陕西考官丁维嘱托太监买差一案，奉旨查办，余与承审之役。此案发难极烈，万目所视，颇难大意，而参摺只说风闻，尤难着手。研审逾月，始得端倪。缘丁维（记是山东人）与江西人饶士腾，均以编修考差，两人同寓。适有素识之古玩店伙到寓，谓：“吾有太监门径，可以买差。”丁富而饶贫，丁似有默许之意，饶亦未加拦阻，迨放四川试差之先一日，古玩店伙又来，谓说定四川可放，议价四千金。其实有无定约，讯无确据。迨次日，四川放人，与丁无与，则店伙之言为无验矣。不数日，丁放陕西主考，店伙又来索贿，丁自置之不理。及丁差竣回京，太监日往古玩店吵闹，道路纷传，而参案成焉。初审时，提饶讯问，饶自外省解来，一到堂，以不知情对，当时不得要领而散。讵饶回寓后便自尽，盖一时愤愧。恐无以自明，便寻短见，殊可悯也。嗣提丁到案，一切不认。提店伙到案，亦一味狡赖。其实太监是真是伪，何姓何人，并无主名可按。再三讯鞫，始供出直隶秀才一人、剃头匠一人，盖店伙受之于秀才，秀才受之于剃头匠也。秀才甚黠，一到堂，便说有关说情事，而以行贿未成为言；至太监系何人，如何索贿，则推之剃头匠，渠一概不知。盖劣生熟习例案，知虽认罪亦不重，省得吃眼前亏也。剃头匠则矢口不承，连日熬审，跪练入肉寸余，阅时三句钟，而毫无边际。问之丁，则曰：“渠卖的是四川，我放的是陕西，本两不相涉。即谓放四川时，我有应许，究竟有何证据？”问之店伙，亦游移其词。多方印证，始知店伙当日实有说合，丁实未峻拒。严诘丁，丁又言：“店伙当日不过隐约其词，我即以正言斥之。事后索酬，特京中人讹诈惯技，何能定我罪案？”当告之曰：“伐国不问仁人。店伙敢于唐突，自非无因至前，且汝当时即应举发。迨后来吵闹，汝如果问心无愧，亦即应送究。”此等责备，虽是呆板官话，然既成参案，则官话安得不说。渠始无词。后乃以不知检束，议以革职。其余人犯，以撞骗未成，分别拟以流徒完案。
京师步军统领，俗谓之九门提督。其兵沿绿营体制，俗谓之京营。其下有侦探，名曰“番役”，人多诟病之，然其认真办公时，亦煞有可取。余承审贿买考官一案，其时查办大臣系福中堂（辊）、徐中堂（桐），福为步军统领。审案时，番役头目前往供差，站在门外听审。遇有犯人供出他犯时，堂上如诘其乡里住址，及平日职业，加意研求，番役头目即知意旨，便纷纷下乡。明日再审，即带其人来矣。问其如何办法，则曰：“昨日由此坐板车，驰往乡下，扮一卖油人，作为肩挑贸易，寻出线索，即带之而归。”盖步军捉人，向不出票，只由番役头目（如管带之类）用草纸写数字，便可行使职权。其镇压地面，潜势力固甚大也。
薛云阶尚书（允升）持躬廉朴，熟悉刑名，为法家之泰斗。时有一候选者，系六品捐职，喜结纳，与薛公子相往来。后因招摇日甚，御史谓其与公子冶游，并涉及请托词讼，封章弹劾。奉旨查办，所派之大臣，系吏部及都察院堂官，余与承审之役，在都察院集讯。御史风闻言事，本无佐证。该捐职上堂，只呼“革员冤枉”四字，矢口无供；且烟瘾甚重，跪至一点钟，头上气如炊甑，屡次晕绝，实碍难熬审。薛公子系内阁中书，上堂递一亲供，无可穷诘。提其仆，供尤游移。连审数日，毫无端倪，同台御史竟指查办为瞻徇。当时台谏摧折大员，视为快事，一击不中，他御史便再接再厉，习成风气。承审中亦有其同台之人，尤感左右为难之苦。适有一日覆审，薛仆大闹癖气，当堂顶撞，乃笞之二十，而案仍无头绪。于是同朝大官，啧有烦言，谓查办过于操切，卒以查无实据覆奏。平心而论，冶游之事，薛公子不无嫌疑；而事过境迁，苦无佐证，不能据以定案。然当日台谏党见已深，势焰尤炽，非笞仆却无以转弯也。余与薛尚书素无往来，有一日，与同召见，在板屋内少候，见面互致久仰之语，备极殷勤。且畅谈大清律例与处分则例（因余官考功，是以及此），互相表里，毫发不能爽。津津有味，绝无介意，可见大臣风度，迥不可及。而朝纲未坠时，百政尚属清明，虽纤芥之隙，难逃指摘之严。及今思之，不禁神往矣。
京师有十库，而银库居其三。一系紫禁城内库，存款百二十万，备闭城日用，永远不动也；一系内务府银库，专储金玉珠宝，不藏银也；惟户部之银库，则专藏银。余在京十九年，奉派随同查库四次，每次藏银至多不过一千一百万，少亦在九百万以上。当时聚全国之精华，其现银不过此数。余守苏州六年，省有藩司、粮道两库，每年首府均奉派查过一次，且有前后任交代，一年不止查一次者。然两库所藏不过百万。苏州为财赋之区，而所藏不过如此，甚矣，中国之不富也。然当时政不繁，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