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，端王之弟也。澜公与杰人之本家有姻亲，多与杰人相往来。余偶与之相见，便拉拢交情，请酒送礼。又喜结交外官，李畲曾由工部捐知府，分发江西，渠为之写信与德晓峰。畲曾后送以磁器，渠对余言：“李畲曾居然送我磁器，未免见外了。”实亦意嫌其薄也。杰人往岳州后，渠屡与借贷。当时王公实有穷则思滥之意。清制禁王公与外臣结纳，历朝谕旨，极为森严。光绪中叶，防闲渐弛，如澜公者，实不一而足。杰人又有亲戚名惠某，庄顺皇贵妃之内侄。庄顺为醇邸生母，惠即醇邸表弟也。官兵部笔帖式，年甫二十，人极恭顺。余问之曰：“汝亦算是皇亲国戚，何以仅做笔帖式？”渠曰：“我与醇王至亲，与王亦有亲。但醇王穷，悼王尤穷，那比恭王为军机，有些进款。我房子月租十二两，王出五两，醇王出七两，余外伙食随意津贴。二王均无权，我安得不做笔帖式？”嗣余晤同部郎恩灏，问之曰：“惠某为醇王表弟，其贫如此；汝是慈安太后内侄，何以亦不阔绰？”恩曰：“不要说了。我家每年，宫中本有二千银津贴，慈安太后去世后，尚给一二年。后因法国打仗，慈禧太后言国用乏绝，我之外家亦一概停给，此项津贴遂完了。去年我娶亲，给我二百两，此外毫无沾光。至于年节，我们却有送礼，鞋子针线，却花钱不多，宫中亦以饽饽等物见答。但太监往来，每次须四两应酬耳。”余与杰人往来甚密，故于王公之情状颇有所知。合观此两人之言，亦可印证。今因后来亲贵之黩货，遂不谅其族众平日食贫之苦，亦未为公道也。
丁丑同年盛伯希祭酒（昱），宗室名士也。人甚不羁，菲薄满人，而喜与汉人为友。每谓：“穷奢二字，实可为我满人写照。愈穷愈奢，愈奢愈穷，此两字当作如是解也。”渠为豫亲王后人，家有庄田，其后亦不甚充裕，其言自有感而发。但其好买古玩，亦不得谓之非奢，特不俗耳。
从前京官专讲资格，原以抑幸进也。自仕途拥挤，而怀才不遇者，乃倡破格求贤之说，以耸动当途，而自为脱颖计。当时京中，遂有下诏责人、破格用我之谑。谁知亲贵营私，即借此破格为名，以便其颠倒而广招徕。于是驵侩骤跻贵显，皂隶亦溷衣冠矣。甚至姻娅无仕手握兵符，竟任其弃城潜逃而不为罪者。是举国家之爵禄刑赏，无格不破矣。人心瓦解，神州陆沈。何非此“破格”二字酿成之耶。种族主义，特其名也。
京师前三门，中曰正阳门，东曰崇文门，西曰宣武门。喜言谶者，谓清太宗天聪十年改为崇德元年，定有天下之号曰“清”，清以崇德始，以宣统终，“崇宣”二字，恰应崇文、宣武两门额。且明以崇祯亡国，清以宣统逊国，亦是一谶。况顺治以摄政王兴，宣统以摄政王败，此又莫之为而为者。然同治纪元时，发捻之乱未平，人即有以顺治、同治将成终始之兆为疑者，而后卒不应。其果谶耶，抑会逢其适耶？
余往吉林查办事件，濒行，宝师告余曰：“此役两面受敌，颇不易恰好。但有一语相告，汝须牢记：凡办案必须脚踏实地。奏摺中字字要有来历，不可以意为之；倘后来翻案，方站得住。”余谨受教。到吉后，穷一月之力，检查案卷数十箱，千头万绪，缕析条分，拟稿五十三开。事毕覆奏无异议。此案系吉林将军长顺与绅士台湾藩司于荫霖互相参揭，中更杂以御史卖摺一事，情节复杂，物议纷纭。先派钦差大臣，多托故不往。后始以本部敬止斋侍郎（信）及工部汪柳门侍郎（鸣銮）任之，余以掌印资格，派作随带司员，遂与同部溥倬云同行。工部所派者，则为何主事（乃莹）、丁主事（象震）两人。另有刑部王郎中（鹏运）、徐主事（谦）两人，因审案必须用刑曹也。钦差虽分满汉，而主意出自汉大臣为多；阶级虽分堂司，而办事究以司官为重。余虽系满大臣所派，而主稿则为汉大臣所推，除审案专属刑曹外，余事毕余一人任之。此案两方面因互争意气而起，所谓化小事为大事也。其结果则绅士议处，将军则附片请旨申儆；御史卖摺，审无确供，请归刑部就近复讯。平心而论，官厅案卷，难保无弥缝之处，而绅士之控案累累，且所讦将军，情节又多过当。就事论事，势不能无所轩轾也。
昆师与余甚相得，每见必畅谈数小时。有一次，礼部仪制司司官因收地租事不详查旧案，致乡民赴部禀诉，此本小事也。时昆师与李文正公同为尚书，钱子密姻叔为侍郎，三人以司官之言为然。满侍郎启秀独持异议，遂单衔具奏。乃派徐荫轩中堂（桐）查办。余充承办司员，检查旧卷，知礼部司官办理实有未当，但事非一年，官非一任，请旨将堂司各官量予议处覆奏，奉旨：既系事非一年，官非一任，所有堂司各官处分，着即加恩宽免。当查办未覆奏之前，余例应回避，不能与昆师见面。及事毕往见，曰：“皇上尚有恩典，汝何苦作恶人？但公事公办，我不怪汝。惟启秀本无行小人，此事之起，有谓其受人贿托者，我与高阳、子密三人力持不可，渠乃散布谣言，兴风作浪，竟以此小事单衔入奏。军机大臣亦小题大做，遽请查办，殊为怪事耳。”余只可设词敷衍而已。按侍郎单衔具奏，本为例之所许，但朝廷原可令其余堂官明白覆奏，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