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京官皆一满一汉，分东西坐，非如外官之坐，必中于堂也。唯管部，则于部中添一正座，两旁以满汉尚书陪之，满汉四侍郎则在下面分两旁坐。故大学士俗呼为中堂。后来不管部之大学士及协办之大学士，亦沿称为中堂焉。
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官。国初，有以州县循良行取为御史者。同光以降，则专以翰林编检，及各部郎中员外，考取序补。其实翰林一等得京察，或积资开坊；部员得京察一等者，亦注意外放，皆不愿考御史。因御史辗转一二十年，亦不过得道府而去。是御史只是二等人才耳。至满御史，尤系不得志者所为，偶有建白，多系受人请托。孝钦每于冬季语宫人曰：“岁将阑矣，满御史又该说话矣。”盖听政日久，深疑其有卖摺之弊也。李文忠久任封疆，动为言官所指摘。余过天津，与余言之切齿，谓非撤都察院不可，渠自有所激而云然。而御史好弄笔墨，咄咄逼人，实有令人生厌处。但瑕瑜参半，其有遇事敢言，不畏强御；或平日缄口不言，遇有要政，独能力排众议，侃侃直争者，皆不愧“拾遗补阙”四字，不得谓此官之竟可裁撤也。其所以招人訾议者，咎在朝廷鼓舞无权耳。
从前给事中、御史，例准风闻言事。而六部九卿堂官，皆得专摺条陈时政，弹劾官邪。翰詹得讲官者亦如之。其余如编检、部司员、阁中书等官，如有陈奏，须呈由堂官或都察院代奏。余初到京，适使俄大臣崇厚因擅立条约有损主权，京官纷纷具摺参劾。直督张（树声）之子张翰卿，联合六部司员，会衔具奏，而适少吏部之人，托王可庄与余言，写好摺子，要余领衔。余曰：“此事关系国体，衮衮诸公，自能力争；我们草茅新进，何必越职言事。”语次流涎摺上。可庄曰：“不列衔便是，何必糟蹋摺子。”余曰：“流涎却非本意。但我要奏事，得由我自主；若他人写便摺子，叫我领衔，我虽初出茅庐，亦不能如此懵懵。”其事遂寝。甲申、甲午之役，议论尤多，风气尤盛，余绝不轻发一言，所谓我无言责是也。唯马江败衅，同乡参劾张佩纶失机，系属乡事，不能不列名，非本意也。
从前国有大事，则交大学士、六部、九卿会议。六部即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各部尚书、侍郎也，九卿则翰林院、詹事府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、太堂寺、太仆寺、光禄寺、鸿胪寺各堂官也。名为会议，实在主管衙门早定一稿；或主管衙门应回避者，另推一衙门主稿。在内阁会议同意者，即行画稿；不同意者，或单衔具奏，或联合数人另奏，然究属少见。且议案虽取会同，而决议究以主管衙门为重。譬如从祀孔庙之案，或有异议，究须归礼部作主也。总之，纪纲整肃，无权利可争，无意气可用，公事易公言也。
从前易名之典限制甚严，朝臣非有勋望不得予谥。后来恩典渐宽，大学士尚书死后多予谥，然督抚得谥仍从严格。李文正之父曾任督抚，死后无谥。嗣文正以师傅入直军机，疆吏特据士民公呈，奏请予谥。孝钦阅摺后，乃对军机曰：“李殿图若果应谥，何以当时不办，乃事阅多年，始行奏请？”恭邸即对曰：“李殿图即李鸿藻之父。在任时确有政绩，士民日久不忘，呈请督抚乞恩；督抚据情转奏，并无冒滥。”孝钦曰：“汝们早不说，几几叫我得罪人了！”乃特旨准谥。文正登时磕头谢恩。此次召对，虽不免夹杂私话，然王道不外人情。当日文正恩眷之隆，君臣鱼藻之雅，都下播为美谈，无有加以訾议者。惟是枢密之地，语稍涉私，便不免传播，亦足见一时朝纲之肃也。
天子舆服旧制尚黄。然皇上平常御殿，多穿蓝袍，不穿补服。非逢五逢十并不挂朝珠。坐垫只用蓝缎，殿内陈设亦少黄色。且宫殿春联竟用白纸黑字。门皆朱门，未见有所谓黄门者。其殆以黄为俗物而嫌败意欤，抑以黄为正色而亵御不轻用耶。然外间一遇御字，则无不饰之以黄焉。
八旗之制，曰正黄旗、厢黄旗（厢或作镶）、正白旗、厢白旗、正红旗、厢红旗、正蓝旗、厢蓝旗。平时习焉不察，但呼某旗某旗而已。及谒陵时，各旗分为各色，正黄旗都统穿黄马褂，正蓝旗穿蓝马褂；而正白旗则竟穿全白马褂，正红旗竟穿全红马褂；至厢黄等旗则以红色镶边，厢红旗则以白色镶边。旗帜一色，楚楚可观。入关时骑射之盛，殆不过如是也。
《圣祖庭训》，光绪初年重刊，京曹各颁一卷。余领而读之，中皆道学之语，其言“暑不挥扇”一节，意义尤精邃。仁庙晚年圣学益粹，六十年文治之美，洵有本原也。
纯庙继武仁皇，导扬文化，书法极工。余于京师法源寺，见碑刻御制《游法源寺》诗，笔势飞舞，神采奕奕，似为历朝宸翰之最。特其诗句与御制诗集稍不同耳。大抵御制诗文集，或由儒臣润色，或代拟之，万几鲜暇，不能一一躬亲，亦如上赏之福寿字联匾，多由南书房恭代，不尽是御笔也。当时儒臣，以纪文达为最得优眷。南巡时，上幸白龙寺，时正鸣钟，上乃伸纸作诗。才写“白龙寺里撞金钟”七字，文达便大笑。上怒曰：“朕诗虽不佳，汝亦岂能当面大笑！”文达对曰：“臣非敢笑也。特因古人诗中有‘黄鹤楼中吹玉笛’一句，积年苦不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