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案，内外臣工之所共知，无俟朕再为告谕。陆生楠亦身列仕籍，岂无见闻而为此论？其狂悖恶乱，不亦甚乎？又云：“虽怒之而不敢泄，欲报之而不敢轻。”乃陆生楠自述其心也明矣。虽蓄怒而不敢显言，是以托于论列通鉴。以微泄其愤，又怨而欲报，欲报而不能，但以身为祸烈等语，肆为咒诅。其逆谋发露，公然形于纸笔矣。其论相臣，云“当用首相一人，首相奸谄误国。许凡欲效忠者，皆得密奏。即或不当，亦不得使相臣知之”等语。夫从来不废密奏者。原欲周知天下之利弊，无专令参揭相臣之理。况尊贤之道，最要在于去谗。敬大臣之道，在于官盛任使。君臣一德一心，乃为元首股肱之义。是以择相之道，惟在得人。若既得其人，而又使人密奏。且奏或不当，而犹多方掩饰。是窥伺挟诈，教人以谗慝而招人以排陷也。且臣相果属忄佥邪，便当露章宣奏，而群小故为排沮。或欲动摇大臣，或从门户起见，人主自宜分别是非，以定邪正，岂可调停和处于其间乎？又云“因言固可知人，轻听亦有失人。听言不厌其广，广则庶几无壅。择言不厌其审，审则庶几无误”等语。舜命禹曰：“无稽之言勿听，勿询之谋勿庸。”召公告武王曰：“言以道接。”朕于人言必决之以理，揆之以情，未尝拒人之言，亦未尝轻听人言，此内外臣工所共知者，陆生楠何为而有此讥议乎？又云“为君为臣，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，不徒在政迹，然亦不可无术相防”等语。君臣之间，岂容丝毫权术乎？三载考绩，必以政事为据。若不以政迹，人亦何由而知耶？其论王安石，云“贤才尽屏，咨谋尽废，而己不以为非，人君亦不知人之非，则并圣贤之作用气象而不知”等语。圣人廓然大公，物来顺应，有何作用乎？宋神宗锐意求治，而安石任意更张，其失在于作用明矣。又云“笃恭而天下平之言，彼固未之见；知天知人之言，彼似未之闻也。人无圣学能文章，不安平庸，鲜不为安石者”等语。安石之误国，在于不引其君于当道。非谓知天知人，惟有端居深拱，静默无为。笃恭于无声无臭之表，而遂可使天下平也。故夫笃恭而天下平者，正由敬信劝威之道，而极言其效如此。非百务尽隳，上下暌绝而后可为治也。其文词议论，险怪背谬，无理之甚。又其论无为之治，云“虽有忧勤，不离身心。虽有国事，亦第存乎纳领。不人人而察，但察铨选之任。不事事而理，止理付元之人。察言动，谨几微，防谗间，虑疏虞，忧盛危明，防微杜渐而已。至若笾豆之事，则有司存”等语。从古圣帝明王之道，未有不以勤劳自励，而以逸乐无为为治者也。是以治天下莫大于用人理财二端。理财一事，自应付之臣下。至用人之权，不可旁落。今试以铨选之权付之大臣，大臣敢膺此任乎？无论稍存容私徇情之见者，固不可一曰当此重任，即秉公持正之人，于同舍黜陟之际，不为怨府，即为祸源矣。至若懋昭令德，克勤小物，不泄迩，不忘远，古训昭然。汉宣帝综核名实，治理一新。光武务勤吏治。唐太宗书守令姓名于御屏，朝夕省览。古来贤主，未有不本于勤劳者，岂可以用人大节，为笾豆之事，置之不问也？又云“绛度教谏，异顺从，是以陷于朋比而不知。盖有圣功，即有王道，使徒明而不学，则人欲盛而天理微。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。至力衰而志隳，未有能如其初”等语。夫嘉谋嘉猷，入告于尔后，乃朕曰所望于大小臣工者。即位以来，时时谕令诸臣，以忠言谠论，面折廷诤。凡内外诸臣条陈政务，有当理而可行者，必令廷臣详议施行，并未尝拒谏诤而喜顺从也，至于人臣朋比，历代有之。有以阿谀谄附为朋比，亦有以倾险幸直为朋比，如汉之梁窦，唐之牛李，宋之绍述，明之门户是也。若唐虞之世，盈廷师济，一德一心，谓之朋比可乎？以上皆陆生楠论断通鉴中语，朕指出数条如此。陆生楠生当盛世，服习诗书，身叨乙榜，赴选朝官。非若曾静之僻处深山旷野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冥顽不灵之人也。且观其人，未尝不小有才。谓宜感恩戴德，勉恩报效，而乃怀不逞之邪心。于进身筮仕之时，肆无稽之横议；于政教修明之曰，对越大廷，则暴戾恣睢之气，形于词色；远逐边塞，则猖狂怪诞之说，任意发舒。其意专以摇惑众心，扰乱政纪为务。朕实不知其怨望何自而生，愤懑何自而积。此真逆性由于夙成，狡恶因之纷起。诚不知天命而不畏，小人中之尤无忌惮者也。陆生楠罪大恶极，情无可逭。朕意欲将陆生楠于军前正法，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。著九卿翰詹科道，秉公定拟具奏。
○曾静、吕留良之狱曾、吕之狱，本朝诸文字狱中第一巨案也。世宗至将其始末自著一书，名曰《大义觉迷录》，颁之学官，使秀才人人同读，与卧碑圣谕、广训等同视。后至乾隆间，而《大义觉迷录》始为禁书。雍正间之颁之学官，世宗之深心也。乾隆间之列为禁书，又高宗之深心也。各从其时，要之皆专制国之雄主矣。今采《大义觉迷录》中上谕汇列之，共省览焉。事之缘起，皆仍原文，不加褒贬，读者当能得之于言外也。
先是湖南靖州人曾静，因考试劣等，家居愤郁，忽图叛逆。遣其徒张熙，诡名投书于川陕总督岳钟琪，劝以同谋举事。岳钟琪拘留刑讯，究问指使之人，张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