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侯，乃虑分封之失而欲一之，非以郡县为失而欲分之也。李泌因藩镇之兵连祸结，思以封建为自固之谋，岂尝谓三代之制必可复乎？今==成大一统之天下。东西南朔，声教所被，莫不尊亲。而陆生楠云：“以郡县之故，至于今害深祸烈，不可胜言。”试问今曰之祸害何在？陆生楠能明指之乎？大凡叛逆之人，如吕留良、曾静、陆生楠之流，皆以宜复封建为言。盖此种悖乱之人，自知奸恶倾邪，不容于乡国，思欲效策士游说之风，意谓封建行，则此国不用，可去之他国。殊不知狂肆逆恶如陆生楠之流，实天下所不容也。又云“圣人之世，以同寅协工为治。后世天下至大，事繁人多，奸邪不能尽涤，诈伪不能尽烛，大抵封建废而天下统于一。相既劳而不能深谋，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。始皇一片私心，流毒万世”等语。同寅协工，固为治之要。至于知人任相，惟在人君之明哲。汉唐以来，有贤君图治于上，则必有良将助治于下，岂万世无一知人之主乎？且同寅协工之道，于封建何与？陆生楠肆意妄言，支离缪戾，至于如此。其言建储也，借引汉武帝戾太子事，发论云“储贰不宜干预外事，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”等语。书有教胄子之文，礼有文王世子之篇。仪文明备，教戒周详。凡以养成德性，欲其学于古训。深知民情物理之微，周知人间疾苦，稼穑艰难之故，岂可禁之不闻外事乎？至于父子天性，家国一理，惟有至诚至敬，可以为事亲之道，危机之说，岂人子所忍形于言存诸心者乎？设使江充掘蛊之时，太子能居易挨命。不诈出武库兵，发长乐卫，则决不至有湖城之难。是戾太子之祸，正由于晓危机也。又陆生楠云“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”等语，其意借钩弋宫尧母门之事，以讥本朝之不早建储贰。夫建储之事，乃宗庙社稷之业所关，天下苍生万民之命所系也。倘不加慎重，而所立不得其人，其后不易之而不可，欲易之而不可，以至激为多故者，前代史册，历历可稽。孟子曰：“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。”又曰：“为天下得人难。”言主器之重，必得其人。足以承先启后者，然后可以付之也。我朝太祖高皇帝开创以来，未尝预建储位。而我太宗文皇帝继位丕承，恢宏大烈。世祖章皇帝绍业膺图，抚有中夏。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，御宇绵长。凡我朝圣圣相承，皆未由显积青宫而后践天位。乃开万世无疆之基业，锡亿兆臣民之洪庥。逮朕缵登大宝，重熙累洽之盛统。七年以来，中外安。是我朝国本至深至厚者，愚人固不能知也。昔宋孝宗时虞允文请早建储贰，孝宗曰：“恐储位荚积，人性易骄，即自纵逸，不勤于学，寝有失德，所以未建者，庶几无后悔耳。”孝宗尚知立储之不易，况我圣哲高远之见，十倍于孝宗乎？如陆生楠借汉武之事以讥刺者，实为弥天不可赦之罪人也。其论兵制也，则称唐之府兵云：“李泌为德宗历叙府兵兴废之由，府兵既废，祸乱遂生。至今为梗，上陵下替。”又云“府兵之制，国无养兵之费，臣无专兵之患”等语。唐初府兵之制，本于北周苏绰之议，其后变为广骑，乃府兵废弛，不得不出于召募也。德宗之世，召募者多市人不可用，故欲复府兵之法，然其时亦竟不能复。孔子曰：“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。”无事耕种之农，岂能娴于武备？有事征发之扰，岂能兼顾农桑？以此为制，不但弃其兵，并弃其民矣。古者六乡六遂之法，远不可稽。后世民以养兵，兵以卫民，彼此相资。唐宋以来，法制渐详，军农实称两便。安有惜养兵之费，而弃不教之民者乎？本朝设立八旗，京师重地，禁旅云屯，又有巡抚三营，以诘奸禁暴。外省分设驻防将军，以及提镇。内外相维，训谏甚备。无事则分处什伍，兵不扰民。有事则整旅出疆，兵以卫民。此万古之良法。今八十年来，太平无事。老耆以寿终，幼孤得遂长，孰非兵防卫守之力哉？民间虽有正供以佐军糈，然所出仅百分中之一耳，其得养兵之利也多矣。而陆生楠之为此说者，盖其怀蓄逆乱之心，郁不得逞，故以国无养兵之费，以摇动人听，冀或更制以紊乱军政。所谓执左道以乱政，言伪学非以疑众者，王法之所不宥也。其论隋炀帝，云“后之君臣，倘非天幸，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”等语。隋文帝以勤学节俭为治，史称其仓库实而法令行。至隋炀帝以骄奢淫佚，自取败亡，非可诿之于天也。后之人主，不为炀帝之行，岂至有炀帝之祸？又何为而望天幸乎？陆生楠之意又何指也？其论人主，云“人愈尊，权愈重，则身愈危，祸愈烈。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，则我志必疏，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。人虽怒之而不敢泄，欲报之而不敢轻，故其蓄必深，其发必毒”等语，人主身为天子，富有四海。自尧舜禹汤以来，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，岂有位尊而即危祸者乎？至于生杀赏罚，人主皆奉天命天讨以行之。其生杀赏罚者，皆其人之自取耳。朕临御以来，曰理万几，皆奉若天道。因物以付，未尝以己意生杀人赏罚人。而陆生楠为畏之怒之报之之说。试问在廷诸臣，朕自雍正以来，曾以藩邸旧人而擢用者何人？曾因当时宿怨而治罪者何人？且朕从前与外廷之人，毫无恩怨，又何所庸其畏，何所庸其怒，何所庸其报哉？且云蓄必深，发必毒，此陆生楠指阿其那等而言，抑陆生楠自蓄此心也？阿其那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