遣两女入侍，日挟金数千与博，辄佯负，往往空手而归，内监、宫婢各有赏犒，每月非数万金不足供挥霍。又自西巡以后，贡献之风日盛，奕所献尤多。孝钦亦颇谅之，尝语人曰：“奕死要钱，实负我。我不难去奕，但奕既去，宗室中又谁可用者？”盖奕贪婪之名，上下皆直言不讳，言路以是参之，宜孝钦付之一笑也。然孝钦既知其弊，不急罢贡献，犹纵两格格入宫以博弈戏弄为事，则未免累于嗜好矣。
◎袁世凯谋倾岑云阶袁世凯、岑春煊俱有宠于太后。世凯之宠，由戊戌告变；舂煊之宠，由庚子护驾，皆从患难中奋翅而起，虽有外言莫能间也。世凯恶春煊权势与已相埒，与奕比而谗之。及朱宝奎黜，仇恨益深，密奏春煊曾入保国会，为康梁死党，不可信。太后曾恶康党，以春煊新被宠，不应有是，待之如初。粤人蔡乃煌失志居天津，侦得其情，思媚袁以求进，因入照相馆，觅得春煊及康有为影相各一，点景合成一片，若两人聚首密有所商者，献于世凯。世凯大喜，交奕密呈太后，证为交通乱党，春煊之宠遂衰。未几，迁粤督，未及履任，中途罢归。乃煌以此擢上海道。
◎三先生崇祀文庙崇祀之典，自特旨驳斥李容后，礼臣持议甚严。顾、黄、王三先生屡请屡驳，最后御史赵启霖疏上，张之洞适入军机，遂同时邀准。死后馨香之报，犹必藉枢要贵人之援，以此知当时朝局，凡乘时窃取禄位者，皆非无因而至也。
王氏学初不甚显，曾国藩刊其遗书三十余种，湘人始知尊重。然国藩序文有“纯疵互见”之语，亦未甚倾心推服也。从祀之议倡自郭嵩焘，是时今上即位甫二年，政府虽专，部臣颇能自立，嵩焘归自海外，称服西洋，礼部侍郎徐桐恶之，疑其一乡阿好，遂引国藩序文，本表章夫之之人以驳夫之，嵩焘无以难也。光绪二十年，湖北学政孔祥霖上其书于朝，复申前请。礼臣再引《四库总目》议驳，且言遗书有《老子衍》、《庄子通》、《三藏法师八识规知》等目，儒佛老庄混为一途，又有《潇湘怨》、《黑鼓词》、《龙舟会戏》各体，事涉游戏，不得谓为无疵。《总目》为高宗钦定，藉圣谟以箝群议，廷臣更无敢置喙者。顾、黄崇祀之议则自陈宝琛发之，是时朝臣分南北两党，北党主驳，以李鸿藻为首，孙毓汶、张之万、张佩纶等附之；南党主准，以潘祖荫、翁同为首，孙家鼐、孙冶经、汪鸣銮、李文田，朱一新等附之。主驳者谓二儒生平著述仅托空言，不足当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之目，推礼部主稿、汉大学士李鸿章领衔，合词以驳。议上，祖荫等联名疏争，诏下廷臣再议。北党复推满大学士领衔，请仍照礼臣前议，其事遂寝。此三先生崇祀先后被驳之始末也。
当夫之初次被驳时，嵩焘恐阻遏后路，不复能再请，别具一疏，请附礼部驳案并存，待异时公论。又于船山祠私制楹联，末云请从祀于庙，是有待于后贤。启霖，湘潭人，夙宗仰船山，欲续成郭氏未竟之志而难于措辞，乃并援顾、黄二先生以请。诏下部议，部臣以议驳在先，不敢主稿，乃用戴鸿慈奏定新章，交廷臣会议。自科场废八股改试策论，又废科举改学堂。《日知录》、《明夷待访录》、《读通鉴论》三书盛行于世，主准者十居八九。唯礼部郎中吴国镛不好新说，以黄氏书驳杂，摘其可议者数条，上说帖于堂官。尚书溥良以为是，侍郎郭曾斤以为非。然部务当由尚书主政，遂拟稿准顾、王驳黄，通行六部九卿大臣诣内阁会衔，邮传部尚书陈璧先画诺，吏部尚书陆润庠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名侃继之。画未竟而之洞遣使持说帖至，大意言黄学与孟子相合，议驳非是，举座愕然，各逡巡遁去。次日，邮传部咨行礼部取消陈璧花押，润庠、名侃亦各行文取消，其畏惧政府如此。之洞私语同僚，谓梨洲若驳，当并顾、王黜之。盖以启霖、国镛皆湖南人，疑其有私于王氏也。礼臣不敢坚持初议，遂准炎武而胪陈王、黄事实，请宸断。严修、宝熙、吴郁生、定成、刘若曾、徐定超各具封奏如之洞指，遂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三日奉上谕：“礼部会奏一折，王夫之、黄宗羲、顾炎武均著准其从祀文庙。钦此。”以如此巨典，只以二语了之，天下读诏书者不明其所以从祀之故，颇疑三先生之配食，颇似近世人才保荐得官也。
◎服妖风俗敝，人心变易无常，巧猾嗜利之徒，其始出于官商，其后执艺者窃其余智，诈取人财，孟子所谓“朝不信道，工不信度”，盖不独侈靡为可忧也。妇人最好妆饰，其服色簪珥无一年不变，旧者辄废弃不用，糜费不知凡几。戊戌以前，男子礼服冠檐高而仰，各行省效之，尊为京式，后渐俯又斜而外向，今前宽而后窄，如一小艇矣。高靴愈变愈低，补褂渐缩渐小，袍褂紧小，结束如武装，稍一欠伸辄破裂。予蓄一骚鼠冬帽，以其尚完好也，不忍弃，每戴以入署，同僚辄哗笑曰：“鹿中堂来矣。”鹿中堂者，吏部尚书鹿传霖也。合署四百余员，唯传霖及余尚戴高仰旧冠，故同僚谑之如此。一物之成，韧者至十余年不敝，未敝而先弃之，以徇工商牟利之诡计，殆班书《五行志》所谓服妖者欤。或曰是盖奸商贿通内监，先由宫禁服之，末乃及于四方。事或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