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务省矣。所有该处事宜，前经奉旨派大臣办理，并派潘藩司帮办。兹贵大臣照会称惟有准到来文，平心办理等语，应俟贵大臣与沈大臣、潘藩司彼此商办可耳。相应照覆。
日本国柳原前光照覆
为照覆事。兹我八月三日，因派书记官郑至贵衙门报本大臣到任，接回贵王大臣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及六月初九日所发照会，并沈、潘二大臣公文附函等共四件。查上年我副岛大臣在京议觐事，初因礼节不合通例，克欲束装谢辞回国，特派本大臣至贵衙门代陈台湾生番之事；是与副岛大臣亲口相告，原无差别。其时本大臣云，我国属民，即受生番枉害，必须派差查办，意在除凶安良，番地不奉贵国政教，画地自居，我国此行，恐触贵国嫌疑，故特相告而去等语。夫我国伐一野蛮，本不欲告诸他人之国，然我副岛大臣笃念两国和谊，乃尔相告，则带兵与不带，惟我所欲，贵王大臣当时并无细论，又无异议，于我何所再言。况为特防嫌疑而相告，原无请允查办之意，又何烦文书往来乎？本大臣信不自诬，敢诬贵大臣哉？来文所称贵大臣此次来华，如谓修好而来，则现在用兵焚掠中国土地，又将何说等因；本大臣查贵国从前弃番地于化外，是属无主野蛮，故戕害我琉球民五十数名，强夺备中难民衣物，悯不知罪，为一国者杀人偿命、捉贼见赃，一定之理，何乃置之度外、从未惩治？既无政教，又无法典，焉得列于人国之目？所以我国视为野蛮，振旅伐之也。
前者，本大臣在沪，遇潘藩司奉钦旨下闽，承询此事原委，经本大臣具函细述，并举西乡中将奉敕限办三事告之。一曰捕前杀害我者诛之，二曰抗抵我兵为敌者杀之云云。其潘藩司覆书，则称第一条、第二条，贵大臣专指牡丹、卑南二社而言，足见办事头绪分明等语，是无异议。我西乡中将之进师伐罪，故不外此，则贵国亦应无可嫌疑。至本大臣责在保固两国睦谊，凡于该处事宜，固所悉心办理，岂敢姑以好言款贵国也？合应再行照覆，希贵王大臣幸谅察焉。
日本国柳原前光来函
日前经贵衙门寄来沈、潘大臣公文并附函共二件，本大臣已查阅。兹具覆文一件，烦由贵衙门加封转递该大臣收拆是感。再本大臣另有要事，踵贵衙门面商，请贵王大臣即为择日指示，以便就见。
给日本国柳原前光照覆
为照覆事。接准贵大臣照会一件，以台湾生番之事，副岛大臣曾派贵大臣代陈其事，因笃念两国和谊，乃尔相告，带兵与不带惟我所欲，并谓该生番为无主野蛮等情。又日前贵大臣来署，经本大臣与贵大臣面质，贵大臣始谓上年实无本大臣毛、董应许贵国自办之说，总署亦无应许之事等语。查台湾各番社系我中国境地，台湾府志等书开载甚悉。即贵大臣前次照会所云，大书台湾全地久隶中国者是也。今贵大臣强指为非中国之地，而犹曰代陈台湾生番之事，且曰带兵与不带兵惟我所欲。夫用兵何事？贵国既与中国修好，应如何守约尽谊，乃贵大臣照会如此措词，本王大臣殊所不解！贵国外务省谓告毛、董大臣、据其旨趣下手；中将西乡与闽省官面谈，谓带兵到台湾番地、曾与中国商明；贵大臣此次照会，称生番为无主野蛮，或者贵大臣恐前说不行，故又易一说焉，竟谓番境非中国地方，以自掩其非。岂知由前之说，明明认为中国地方；由后之说，又强派为非中国地方；不料两国相交，先后议论，可以变易若此！
查台湾府志，非为今日与贵大臣详辩而始有此书也。内载雍正三年归化生番一十九社，输饷折银各节。牡丹社即十九社之一，亦在琅■〈王乔〉归化生番十八社中。治本等六十五社，即卑南觅之七十二社。志书所列番社，指不胜屈，皆归台郡厅县分辖。合台郡之生番，无一社不归中国者。又恭载乾隆年间裁减番饷之圣谕，复详其风俗，载其山川，分别建立社学等事。番社为中国地方，彰明较着若此。贵大臣即以为野蛮，亦系中国野蛮；有罪应办，亦为中国所应办。若谓其戕害琉球民，则琉球国王应请命于朝廷。若谓强夺备中难民衣物，则何年月日之事，何人被夺何件衣物，应由贵国大臣照会本衙门办理。且中国于琉球难民资送回国，并经闽浙总督派委前台防同知游熙等查办，是未经琉球奏明请办，贵国亦未照会请办，我中国尚未置之度外。乃欲硬指为中国不办，并硬指为非中国地方，有是理乎？
本王大臣以诚待人，稔知贵大臣明理敦义，今日既知台湾生番为中国地土，必当息兵修好，以善将来。至潘藩司在上海致贵大臣覆书所称，专指牡丹、卑南社二处抢害之生番等语，系述贵大臣面谈之词。及抵闽后致书贵大臣，所称面见西乡中将、询其卑南觅地方有无事故，西乡中将答云无有，西乡中将并谓系专办牡丹社、并无别意等语，是潘藩司所称，皆系据西乡中将面述之词、与潘藩司无涉。
今贵大臣既思保固睦谊，悉心办理，则无论何社皆中国地方，无足深辩。又贵大臣照会称，既无政教、又无法典、焉得列于人国之目等语，傥以之指生番，既无可指，若非指生番，则此语无礼已极，不能不向贵大臣诘问，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