署山东巡抚漕运总督文彬奏
窃奴才奉到军机大臣密寄，五月三十日奉上谕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，滨海防务一折等因，钦此。奴才伏思洋人重利，作为奇巧以争之，愈巧则愈难持久，渐至财耗利微，势必迫为争夺。即以通商论，当其未设口岸以前，洋货已遍行内地；迨通商后，所销之货，仍不过此数，而彼则添此无数口岸，盖房用人，所费不赀，因而得利亦少。又如轮船一事，当其创造也，船少煤贱，获利较易；今则船日加多，煤日见少，竭外国之煤，不足以供其用，而仰给中国，久而久之，煤亦有时而竭，则轮船顿废。彼一赔本，必有计以求偿，求之不得，势将用武。盖洋人之情，利在外国，则彼此并吞，利在中原，则连横要挟。贪得无厌，总有不能以口舌羁縻之一日。总理衙门奏请饬沿海各省振刷精神，以挽积弱之势，诚为老成谋国，洞见机先。奴才恭读圣谕，详阅原折，谨就山东情形为皇上陈之。
山东威海一带产金，登州一带出铁，与夫东府近海州县之煤窑，洋人垂涎已久，将来势所必争。御之之道，一曰选将才。治夷与剿匪不同。中原土匪肆扰，萃数省兵力，且有时借重洋兵，资其利器，转战数年，始克平定。夫以土匪乌合之众，尚且胜败不常，战守屡乖。今以侥幸成功之将，御洋人训练之师，孰得孰失，不待智者而后决。此将才之难也。
一曰制军器。器械精巧，洋人为最。在彼诸国互争雄长，各有利器，不肯轻以示人。一经人知，即售以牟利。必更殚精竭虑，再制精者。如洋枪、洋炮已利，而今更有后镗者矣；轮船已利，而今更有铁甲者矣。狡狯者夷情也，诡秘者兵法也。以狡狯之人，行诡秘之事，彼炫其奇，以多方误我，竭我财力，一旦对垒，彼自用之器，必有更利于此者，则我为其所制。此制器之难也。
一曰慎防守。夷人数术精通，每有建造，动合算法。则我之沿海防守，筑炮台、立围寨，稍有不合，既不适用，且先已为彼所轻。此防守不可不慎也。
一曰审地势。水上争锋，可胜不可败。何也？一败则船只器械，必有损失。一经损失，整顿费多，恐难再振。况水战则我客彼主，陆战则我主彼客；主客形分；战守势异。彼洋人虽于中原之地，各处游历，其用心亦必详审地势，而临时布置伏防，则凭识力，制胜之机，全恃乎此。
山东形势可凭，民力可用。奴才此次阅兵东府，见其武勇犹昔，而民风渐薄，心窃忧之。当此之时，以固结民心为第一要务，民心既固，不难成节制训练之师。所谓有勇知方，诚非朝夕所能课效。而以奴才料之，此次日本有事生番，未必不因台湾后山之金沙溪可以淘金而往。如果为此，彼有所利，则暂时得志，不暇他计；彼无所利，则必多方要求，暗中另筹胜算，一时未必即逞。我乘此时，正当为自强之计。以山东民情而论，训练教养，三年可成劲旅。所有应用战守器具，防具或可购自外洋，战具则必须自造。盖器无利钝，以习用不习用为利钝也。至于设防处所，则以登州府城为要。此外各岸口兵力不能遍及，或设伏以劫之，或严守以扼之，惟在调度得人。平时成竹在胸，临事庶无贻误。此时不必张皇，总以不动声色、有意无意之间，相机布置，以免耗帑饷而启戎心。
总之，洋人狡诈灵警，在我果能施设得当，训练有方，使彼不敢轻视，则不战屈人，是为上计。必不得已而用兵，谋成后战，使彼三战三败，则其财匮智穷。日本陆战虽冠诸夷，亦未必即能逞志也。
文彬又奏
再山东地势，战守可凭，奴才自当竭力布置。惟近接天津，洋船阅时可到。如山东有事，彼必分赴天津，以相牵制。天津陆路无险可扼，必防守确有把握，方可言战。奴才遇有重大洋务，当与直隶督臣李鸿章和衷共济，密商妥筹，总期维持全局，断不敢卤莽从事，取快一时，致难收拾也。
谕军机大臣等
文彬奏筹议海防事宜一折，所陈选将才、制军器、慎防守、审地势各条，本系自强要务，惟须实事求是，立见施行，方能有把握，不致徒托空言。事前固不可张皇，而未雨绸缪，布置必期周密。该署抚于训练设防诸事，虽已奏及，尚未将实在办法，确切指陈。究应如何豫筹经费，慎选人材，谅文彬必有筹策，即着直抒所见，详细奏闻，请旨办理，毋再含混。
另片奏遇有洋务当与李鸿章密商妥筹等语，直、东壤地相接，海道毗连，自应声息互通，彼此联为一气。嗣后遇有洋务，应与李鸿章商办者，着该署抚随时知照，和衷共济，毋失机宜。原折、片留中。
七月丙午（初六日）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
窃臣衙门于五月初一日，军机处钞交钦奉上谕：文煜、李鹤年、沈葆桢奏，遵旨会筹台湾防务大概情形一折，准其将闽省存款，移缓就急，酌量动用；如有不敷，即照所请暂借洋款，以应急需等因，钦此。并准沈葆桢等咨钞奏稿前来。臣等伏查台湾防务吃紧，调兵募勇，以及购买军火船炮各件，在在需饷，自宜宽为筹备，以期应手。惟各国向以通商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