卿兼学士，内阁办事。此三人皆以龙飞超升委任，不可以例论也。后杨溥丁忧起复不入阁，宣德间因九年三品职满方升礼部尚书，学士如故。英宗即位，复命入内阁。正统四年，修《宣庙实录》成，进少保杨士奇、杨荣俱进少师。号“三杨”。然自此官制一变，其后遂使凡在内阁书办年久者亦得升至尚书。至于序班、典乐等官，亦以年资升至尚书掌鸿胪寺、太常寺事，皆三杨开其端也。正统初，三杨在内阁，杨士奇虽偏而少私，能持公论。杨荣宽恤休息小民。如兵部尚书王骥始建议欲差御史巡行天下，清勾军丁，屡止之。骥后力奏不已，乃从之。凡事循守旧规，不轻改变，亦未敢肆意行私。盖虽承祖宗威权之后，亦二公心术纯正也。然于国家大治体，以未谙习。如北征之马聚于马房，营造之兵终归匠籍，中官委外，遂为常规。南京兵冗而不知悉减入屯田，北京卫多而不知沙汰为精锐，律书变改始于徒法废而流法亡，军职冗滥并枪比试之法为虚文，降级克军之法弃不能用，皆不能讲究修复。至于新增漕运北京米四百余万石，远及于浙江、湖广，而不知折征以宽直达旧额。漕运南京米四百余万石，俱改折征，每石银二钱五分。而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陕西之民，岁输六边税粮五百余万石，则今陆运本色若折征每石折银一两，是北方民税一石当南方民税四石之数，遂使祖宗什一中正之税有南北轻重之偏。故曰：“国家大治体以未谙习者，岂敢诬哉？”
柳宗元论晋文公，问寺人勃鞮以赵衰，宗元以为不官，谋及媟近以忝王命。其后景监得以相，卫鞅弘右得以杀望之误之者，晋文公也。此论欲信任大臣，不信任宦官，诚为至论。然自秦汉以来，文臣误国者岂少哉？若谓赵高、李斯之罪，大相远勃鞮虽贤而不可听，恐于理终有未安。《书》曰：“稽于众。”又曰：“仆御侍从，罔匪正人。”舜好察迩言，《孟子》论用贤初及左右，故询于刍荛不遗葑菲，惟求其合理得中，不偏于一途也。孔子曰：“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。”果如宗元之论，是以人而废言矣。予不能无疑焉，姑识之就有道而正焉。
正统己巳秋，兵部尚书于谦以社稷为重，力排和议，身任总督军务，选将练兵，坐摧强虏，光辅中与，厥功非细。及虏酋也先遣使来言，欲差大臣往迎上皇，都御史杨善使虏，不恃一缯，以口舌憢譬，国威不屈，遂得回銮。当时天下之人皆知谦以身佩安危，功在社稷，而谦亦自信其得效忠荩，扬眉吐气于班行，而岂自虞其有杀身亡家之祸于后日哉？奈何于公效用之日，正小人侧目之秋。故事几一变，挟之以忌嫉之私，而乘之以众怒之隙，于公于是乎难免矣。盖上皇回銮居于南城，又废皇储，而谦乃见用于景泰之人，此第一可乘之隙也。景泰旧臣失倚，苟以迎驾为名，自可邀功希宠，此可乘之隙二也。非造谗言中伤谦等，则夺门之事为无名，迎驾之举为无功，此可乘之隙三也。危疑之际，兵权是赖，故奸深者必欲假石亨而后事可济。然不怵之以大利害，则亨或不从，故驾其说于石亨等曰：“王文、于谦已遣金牌敕符，取襄王世子矣。”又曰：“欲拿亨等数人掌兵者。”由是亨惧祸及，而与吉祥、徐有贞辈内外相应，密谋固结，而谦等骈首就戮矣。程篁墩先生敏政论于肃愍公谦之受诬，以谓主于柄臣之心，和于言官之口，裁于法吏之手不诬也。首祸之罪，则通于天矣。春秋讨贼必先党与，恶可置之末减而自异于孔氏之家法哉？可谓万世之公论矣。中官吉祥者，传太后敕旨，令石亨等迎贺有功，然不通文墨，恐事归司礼监，以此极力赞说，凡事与二学士商议而行。时徐有贞、李贤为吉祥所引入阁办事，故除于谦等皆用徐有贞策，而贤阴助之。先吏部侍郎缺，调兵部侍郎项文曜于吏部，李贤以吏部郎中升至兵部侍郎代文曜，盖嫌于升本部，与尚书王翱并之意。谦尝荐文曜、贤，以为今调出谦意，深衔之。后给事中王镇等劾文曜为贤奸党，都御史萧维祯亦吉祥所引用。文致谦罪以为欲行，主立外藩依谋反者，律凌迟处死，以文曜为知于谦谋反故纵者律斩。其事载于李贤所著《天顺日录》，并都察院萧维祯所构狱案，皆有可考。《天顺日录》内贤自言助有贞展尽底蕴，知无不言。又言有贞素行持公者少，及其当道，予持公以助之，遂改前辄。观此则有贞诬害于谦之事，谓贤不与谋情乎？况《日录》所著，屡短文曜以为党附于谦，士林非笑，不知于谦非邪人，而文曜党附为何事也？唐李训、郑注为宦者，王守澄等所引用，既而欲除王守澄等以自新，而李训又恐郑注独擅其功，遂致甘露之祸。徐有贞、李贤为吉祥、石亨所引用，既而虑为二人所累，欲以至公除之，几致祸变。如石亨每来内阁议事，则欲出己意，而令内阁行之。徐有贞等得无厌乎？一日论及江西隐士吴与弼，亨慨然欲荐之。贤乃代草付亨奏之，则吉祥、石亨与徐有贞等李贤相亲厚可见矣。
洪武永乐间，文武大臣未有师保之加，如魏国公徐达、诚意伯刘基，皆无加秩。至仁宗登极，始加英国公张辅为太师，杨士奇升少保进少傅，杨荣升太子少傅进少保，后三杨皆进少师。杨士奇、杨荣先卒，皆进太师。杨溥正统十一年，卒王振用事，不与赠。及蹇义、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