虽有资序，官制则有定员，若资序虽当迁转，而官无员缺，则但仍旧任不迁。中间年深政绩卓异者，加升俸级，必待有缺方迁补之。则黜陟之典，额定之员，两不相悖矣。
国初定黜陟之法，即古三载考绩黜陟幽明之意。今百官历俸三年、六年、九年考满三次，方论黜陟是也。然官或有缺不候考满而升去者多矣，是三考陟官之法不守也。又三年一朝觐，考察不候满考而黜去者多矣，是三考黜官之法不守也。既行三载考察之法，又行遇缺推补之例，天下庶官九载考绩者几何人哉？况四方之远，一官赴京考满，往回劳费且误公务，惟许令本处考核庶为使也。方面官有巡抚都御史、巡按御史开报考语，亦令就任复职待朝觐定黜如此，朝觐之典、考满之法两不相悖也。
天下官员设额若干，计筭取士，须是勾除用。若官多人少，则官职旷虚；或官少人多，则人才壅滞。洪武初，天下学校养士，岁贡一人，后三岁贡二人，通计三岁不过一千余人。后开设举人科、进士科，每省多不过四十人，进士多不过百人，取士之数足当任官之数，而又罢黜者多，久任者少是以人才常不足用。科贡之外又有人才之选，自后人才虽稍充积，然待选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选除。今各部历事监生，三月之外考勤上选，旧法犹存也。但因历年开贡开科，加以纳银纳粟事例，监生积累至数万余人，考勤后一年余仍留在部，及放回听选，必十四五年方得挨次取选，往往衰颓迟暮之人，方入仕途。是以吏治不精，民不得所。若取士贵精而不贵多，及既用之后，贤者久任，不贤者速去，久之使百司庶府尽皆得人，民生不安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。又科贡二途未必能尽网罗真才，如黄福以贡士，杨士奇以儒士，胡俨以举人，是以进士未必皆优于举人，举人未必皆优于贡士。进士、举人、贡士之外也，未必无奇才异能之士，惟试之以事而后可见，贵乎能察识而超拔之，斯能尽一世人才之用，而科目之选并行不悖矣。
翰林学士专掌词命代草，然亦有预议朝政者。如唐宪宗时，裴泊、权德与为相，然军国大事必与学士李绛等谋之。盖学士备顾问则可，若专委决大事则置宰相于何地？如学士陶榖出制草于袖中，使宋太祖受周禅以后，世论之必以为有翊戴之功，然宋太祖未尝宠任。尝曰：“陶榖代草，依样画葫芦耳。”终不登之政府。盖以视草之人即为府相之托，非帝王建立公孤六卿之制也。
国初，在内设中书省，置左右丞相，在外设行中书省。盖太祖圣神文武，凡事独断，然其初亦以任相为务。尝与诚意伯刘基论可为相者，基曰：“夫宰相者以义理为权衡而已，无预焉者也。胡惟庸小犊相偾，辕而破犁矣。”后胡惟庸为相事败，遂罢丞相不设。
《祖训首章》云：“敢有奏请设立丞相者，文武群臣即时劾奏，本身凌迟，全家处斩。”《大明律》云：“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斩。”盖鉴古宰相专权结党之失，为虑至深远也。朱子着《中庸或问》，“致敬大臣章”有云：“使大臣而览也则可，如不览则所谓偏听生奸，独任成乱，御下弊上，以成其私，而主不觉悟者亦安得而不虑也？”曰：“彼其所以至是正坐，不知九经之义而然耳。使其能明此义，则必以正心、修身为本，而得其人以任之矣。不幸而有赵高虞异，李林甫之徒则亦亟求其人以易之也。苟为不然，吾恐君上之权不在大臣而移于左右，其为国家之祸可胜言哉！”朱子此说，是欲君圣臣贤两得其人也。然自古以来，虽有贤君，而奸臣蒙蔽者多，岂能君臣皆得其人哉！惟我太祖垂训立法，高出千古。罢丞相，分任六卿，无偏任独任之弊。此法世守之，朝政悉付六卿，如有违法，台谏得纠正论劾，朝廷端拱以昭临于上万世无弊矣。
尝见纪国初事迹者，内载洪武间设有殿阁大学士，其职不过代草词令。凡制诰、碑文、祭文多出御制。如今天下各衙门表笺、祝文、祭文，虽臣下所用，亦出御制。至于武臣诰命，皆组织之不书。其每日群臣奏章，面奏取旨毕，各衙门官将奉旨意批写本后送该科类写，奉到旨意覆奏。永乐初，始建内阁于东阁门内，命解缙、黄淮、胡广、胡俨、杨荣、金幼孜、杨士奇七人在阁办事，寻升侍讲。
仁宗皇帝正位东宫，皆转春坊官。凡草制、纂修等事，惟翰林院掌之。如永乐十三年纂修《性理大全书》成，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奉政大夫胡广、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杨荣、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金幼孜上表进呈。盖虽春坊官，必须兼翰林院职御方得预纂修之事，况胡广等所兼不过右春坊大学士，则是时殿阁大学士不设已久矣。今尚书在内阁办事，六部请敕手本，只云合用手本，前去翰林院写敕施行，则旧意犹存可考。终永乐之世，二杨官止五品，盖为衙门所拘。
仁宗登极，始以东宫旧臣升士奇为礼部侍郎，寻升少保，转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；杨荣为太常卿，进太子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；杨荣为太常卿，进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；又升工部尚书在内阁办事杨溥，永乐间系狱十年，至是释出，擢翰林院学士，寻升太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