焉用之？但月支廪米一石足矣。卿等不宜开此端也。”
五年，定宦官禁令。凡内使于宫城门内相骂詈，先发而理屈者，笞五十；后骂而理直者，不罪。其不服本官铃束，抵骂者，杖六十。内使骂奉御者，杖六十。骂门监官者，杖七十。内使等于宫城内斗殴，先斗而理屈者，杖七十；殴伤者加一等；后应理直而伤者，笞五十。其有不服本管铃束，而殴之者，杖八十，殴伤者加一等。殴奉御者，杖八十。殴门监官者，杖一百，伤各加一等。其内使等，有心怀恶逆，出不道之言，凌迟处死。有知情而容隐者，同罪。知其事，而不投首者斩。首者，赏银三百两。十年，有内使以文事内廷，从容言及政事，上即日遣还乡，终身不齿。谕群臣曰：“自古贤明之君，凡有谋，必与公卿大夫，谋诸朝廷，而断之于己。未闻近习嬖幸，得与谋者。况阍寺之人，朝夕在君左右，出入起居，声音笑貌，日接耳目，其小善小信，皆足以固结君心。而佞僻专忍，其体态也，苟一为所惑，而不之省，将必假威福，窃权势，以干政事。及其久也，遂至于不可抑，而阶乱者多矣。朕常以为鉴戒。故立法，寺人不过传奉洒扫，不许干与政事。今此宦者，虽事朕日久，不可姑息，决然去之，所以惩将来也。”十七年敕，内官毋预外事，凡诸司毋与内官监文移往来。上谓侍臣曰：“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，绝党比之私，庶得朝廷清明，纪纲振肃。前代人君，不鉴于此，纵宦官与外臣交通，觇视动静，夤缘为奸，假窃威权，以乱国家，其为害非细故也。间有发奋欲去之者，势不得行，反受其祸，延及善类。汉、唐之事，深可叹也。朕为此禁，所以戒未然耳。”二十四年，丰城县典史马坚言：“王者之居，四方瞻仰，设置宦寺守门，使之传命令，给洒扫而已。然往昔之君，多为所制。由其为左右亲近人，故其言易入、易信，遂养成内患而不自知也。愿鉴诸史籍，裁省冗员，以防异日弄权之患。”上嘉其言有关政体。
二十七年，申定皇城门禁法。凡内官、内使、小火者，出入各门，守卫官军，务比对铜符。若本无铜符，及有而不比，辄放行者治罪。比符之时，仍要搜检精细，揣捏交裆，或将带金银、段匹、衣服等项，须凭勘合放出。或有公差干办事务，明白附写前去某处公干，及辨验身上衣服是何颜色，见数明白，随即附记。事毕回还，依数点进，但有点对不同，即时奏闻治罪。
二十九年，上观《唐书》，至宦者鱼朝恩恃功无惮，谓侍臣曰：“当时坐不当，使此曹掌兵政，故恣肆暴横，然其时，李辅国、程元振，及朝恩数辈，势皆极盛，代宗一旦去之，如孤雏腐鼠。大抵小人窃柄，苟能决意去，亦何难。但在断不断尔。”又曰：“汉末，宦官尚无兵权，所为不过假人主名，以乱四海。至唐，以兵柄授之，驯至权势之盛，劫胁天子，废兴在其掌握。大抵此曹，只充使令，岂可使之当要路，执政操权，擅作威福。朕深鉴前辙，左右服役之外，重者不过俾传命四方而已。彼既无威福，何以动人，岂能为患，但遇有罪必罚无赦，彼自不敢骄纵也。”
达官寻常出入乘轿，不知始何世。或谓命车制废则有之。宋人记，王荆公居金陵时，惟乘驴。或劝其令人肩舆，公曰：“自古王公贵人，虽不道，未尝敢以人代畜也。”春按《汉书》，井丹在信阳侯阴就坐上，见就起，左右进辇，问曰：“昔桀驾人辇者，是耶？”然则贵人不道，以人代畜，汉有阴就一人。自井丹言观之，两汉之君，尚无人辇，臣下安得肩舆。唐房玄龄病稍间，诏许肩舆入殿，此特出上命然耳。唐《会要》开成五年，黎植奏，朝官出使，自合乘驿马，不合更乘檐子，自此请不限高卑，不得辄乘檐子。如疾病，即任所在陈，牒申中书门下，及御史台，其檐夫自出钱雇。其宰相至仆射致仕官，疾病者，许乘之。是知唐、宋前，未尝著许乘轿事也。朱子《语录》，宋南渡前，士大夫皆不甚用轿，如荆公、伊川，皆云不以人代畜。朝士皆乘马，或有老病，朝廷赐轿，犹力辞乃受。南渡后，则无人不乘轿矣。春考，《汪浮溪集》有行在百官，谢许乘轿表，正是南渡后事。今制，两京文职三品以上官，听乘轿，四品以下，虽堂官，亦只乘马，得以方杌随，余持交床。在外司府州县，大小官，并有钦给马。若武臣，虽勋爵侯伯而下，制止乘马，亦不得持床杌，不然以违制论。士夫老病间退，去京远者从便。我国家令式之详如此。
京师，制不许用凉伞。暑月，惟堂上官，得用黑油长柄大扇。科道部属官，自以撒扇障面。南京堂上官，旧用单檐绢伞，科道部属用大扇，间亦用小绢伞。然皆非制。前时言者谓，两京事体相同，亦曾禁止。按宋人私录，京城士人，旧通用青绢凉伞。大中祥符间，惟许亲王用之，余并禁止。后又许中书、枢密院依旧用伞出入。与今日迥不同也。
唐崔融，吏部、兵部选人议，有东西曹之名。东曹，谓吏部，西曹谓兵部也。国制，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工五部，在长安门东与西五军都督府对。其刑部并都察院、大理寺，号三法司，又在皇城之西。西金方，取主杀义也。故人称，东五部曰“东曹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