治、兴革、文武官吏，一听其条约，非如始命专巡私盐而已。然则，临是任者，不有因时制宜，通变之才，其能胜乎？淮盐至正德间，十九入权奸之漏卮，无复有法。嘉靖改元，宪臣始克拯敝，而贪商钜袋，五倍其重，法亦非旧。越四年，乙酉，戴君奉今天子命，理盐法于两淮，慨然曰：“兹国家之所仰给者，犹唐宋也。兹法于祖宗旧，凡再变矣。吾其敢三变乎？然必少为之所乃适。”既加注厝，又慨然：“袋额价增于最，额数不广，重有卖窝之弊，三弊弗祛，盐如何不贵于昔。此亦吾责也。”明年，条约既布，牢盆改观，官吏咸服，商与灶丁无隐交，私贩屏迹，局算益饶，边储克充，穷民不淡食，是皆君通变才之所致也。
洪武二十年，命兵部榜谕天下，凡公、侯、驸马，奉命出使，其随从，及诸藩府使人，无符验者，不得擅给驿传船马。又命兵部，遣使藉杭、湖、严、衢、金华、绍兴、宁波，及直隶徽州等府，市民富实者，出资市马，充凤阳、宿州抵河南郑州驿马户。今河南有市户马，是也。是年，河间阜城驿马户，以孽生马来进。上曰：“马户应役，惟仰于马，然刍豆之费不轻，故尝命兵部榜谕，凡驿孽生，听民出卖，今复来进，何居？”遂还之。
洪武二十四年，命礼部清理释、道二教。敕曰：“今之学佛者曰‘禅’、曰‘讲法’、曰‘瑜珈’，学道者曰‘正一’、曰‘全真’，皆不循本俗，违教败行，为害甚大。自今，天下僧道，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，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居，毋杂处于外，与民相混。违者治以重罪，亲故相隐者流，愿还俗者听。其佛经翻译已定，不许增减词语。道士设谯，亦不许拜奏请词，各遵颁降科仪。民有效瑜珈，称善友，假张真人名，私造符者，皆治以重罪。天下僧道，有创立庵堂寺观，非旧额者，悉毁之。”二十七年，榜示天下，寺观凡归并大寺，设砧基道人一人，以主差税。每大观道士，编成班次，一年高者率领。除僧道，俱不许奔走于外，及交构有司，以书册称为题疏，强求人财。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，修禅及学全真者听；三四人不许，毋得私创庵堂。若游方问道，必自备路费，毋索取于民。所至僧寺，必揭周知册验实，不同者，拿送有司，民问充军，不许收留为僧，违者并儿童、父母，皆坐以民罪。年二十以下，愿为僧者，亦须父母具告，有司具奏，方许。三年后，赴京考试，通经典者，始给度牒；不通者，杖为民。有称白莲、灵宝、火居，及僧道不务祖风，妄为议论，沮令者，皆治重罪。永乐六年，令军民子弟、僮奴，自削发为僧者，并其父兄，送京师，发山做工，毕日就留为民种田，及庐龙牧马。寺僧擅容留者，罪亦如之。十年，又以僧道多不守戒律，谕礼部，将洪武年中严禁，揭榜申明，违者杀不赦。十六年，定天下僧道，府不过四十人，州不过三十人，县不过二十人。宣德八年，令天下有司关津，但遇削发之人，捕送原籍，治罪如律。成化十三年，又禁约游方僧人，凡僧道住持，敕建寺观，许二人；敕赐并在外寺观，各止许一人。弘治十三年，令凡汉人出家，习学番教，不拘军民，曾否关给度牒，俱问发原籍各该军卫、有司当差。若汉人冒作番人者，发边卫充军。
永乐二十二年令，凡自宫者，以不孝论。军犯罪，及本管头目、总小旗；民犯罪，及有司里老。成化九年令，私自净身者，本身处死，家发边远充军。正统十二年、天顺元年、成化九年，节经申明。弘治五年，自净身者，本身并下手人俱处死，全家充军。两邻及歇家不举、有司里老容隐者，一体治罪。其禁止乎未残者，法甚严也。宣德二年，自净身人，军民各还原籍，不许投入王府，及官势家藏隐，躲避差役。若犯，本身及匿藏家处死；该管总小旗、里老、伶佑，一体治罪。成化十五年，净身人，令巡城御史、锦衣卫官，督逐回籍。弘治元年，锦衣卫拘送顺天府，递发原管官司，点闸知在，不许容纵。十二年，先年净身人，曾经发遣，不候收取，私自来京，图谋进用者，问发边远充军。其戒约于已残者，法亦非不至也。而貂当满朝，金玉塞途，至今日而益盛，然则法果行乎？
洪武元年，上谓侍臣曰：“吾见史传所书，汉、唐、宋皆为宦官败蠹，不可拯救，未尝不为之惋叹。此辈在人主之侧，日见亲信，小心勤苦，如吕强、张承业之徒，岂得无之。但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，圣人之深戒。其在宫禁。止可使之供洒扫，使令传命令而已，岂宜预政典兵？汉、唐之祸，虽曰宦官之罪，亦人主宠爱之使然。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，虽欲为乱，岂可得乎？”三年十月丁已，朝退雨，有二内使，干靴行雨中，上见，召责之。曰：“靴虽微，皆出民力民脂，为此非旦夕可成。汝何不爱惜，乃暴殄如此。”命左右杖之。谓侍臣曰：“尝闻元世祖初年，见侍臣有着花靴者，责之曰：‘汝将完好之皮为此，岂不废物劳人？’此意诚佳。大抵为人，尝历艰难，则自然节俭。若习见富贵，未有不奢靡者也。”因敕百官，自今入朝，遇雨雪，皆许服雨衣。洪武四年，中书省臣奏议，宦官月俸，宜量给米三石。上曰：“内使辈，食衣于内，自有定额。彼得俸，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