绢布；商贾之家止许着绢布。如农民之家，但有一人为商贾者，亦不许着绸纱。农民许戴斗笠、蒲笠，出入市井不禁；不亲农业者，不许。国家于此，亦寓重本抑末之意。贫者何处得穿绸纱，富者自不求戴笠。今之商贾，姑以衣服言之，其止用绸纱而已乎？教坊司伶人，制常服绿色巾，以别士庶之服。女妓冠褙，不许与庶民妻同。庶民妻女用袍衫，止黑、紫、桃花及诸浅淡颜色，其大红、青、黄色悉禁勿用，带以蓝绢布为之。女妓无带，所以别良贱也。伶人负不许戴冠、着褙子；乐工非承应日，出外不许穿靴。所以贱之如此，而今有遵此制者乎？
我太祖高皇帝微时，尝托身濠之皇觉寺。旋丁兵乱，寺僧散去，上祝伽蓝神，以竹卜吉凶，曰：“若容吾出境避难，则以阳报；守旧则以阴报。”祝讫，掷，一俯一仰，如是三四。后祝曰：“出不许，入不许，神其欲我从雄而后昌乎？则请如前。”于是再掷如前。上惊悔，以为难，复祝，而掷其一卓立，知神意有在，乃旧滁阳，时至正壬辰闰三月也。昔宋太祖微时，被酒，入南京高辛庙，香案有竹柸，因取以占己之名位。以一俯一仰为圣，自小校而上至节度使，一一掷之，皆不应。忽曰：“过是则为天子乎？”一掷而得。宋人记之，谓天命素定如此。晏元宪为留守，题庙中诗有“庚庚大横兆，声欬如有闻”之句。盖谓其事与我太祖事，亦何其相类也。
刘宋郭世通家贫，佣力以养继母。负生一男，夫妇恐废侍养，乃垂瘗之。文帝敕榜表门，为孝行焉。此与郭巨事同。方逊志论郭巨埋子，世传其孝。嗟乎！伯奇顺令申生之恭，君子弗谓孝也。大杖不走，曾子不得辞其责，从父之令然且不可。夫孝所以事亲也，苟不以礼，虽日用三牲之养，犹为不孝，况俾其亲以口体之养，杀无辜之幼子乎？放鏖不忍，君子羡之，况子孙乎？巨陷亲于不义，罪莫不焉。而谓之孝，则天理几于泯矣。其孝可以训乎？或曰：“苟为不孝，天何以赐之金？”吁！设使不幸而不获金，死者不复生，则杀子之恶不可逃，以犯无后之大罪，又焉得为孝乎？俾其亲无恻隐之心则已，有则奚以安其生养，志者固若是欤？徼幸于偶耳，好事者遂美其非义之行，敌名教而不察，甚矣。人之好异哉，岂其然乎？或者，天哀其子，而相之欤？不然，则无辜之赤子，不复生矣。然则，宋文帝敕榜表世通门为孝行，非可为法者也。韩退之云：“不腰于市而已幸，况复旗其门。”
国初，青州日照县民江伯儿者，母病刲胁肉以食。不愈，祷于岱岳，愿母病愈，则杀子以祭。已而母愈，遂杀其三岁子祭。事闻，太祖怒曰：“父子天伦至重，《礼》父为长子三年服。今百姓乃手杀其子，绝灭伦理，宜亟捕治之。”遂逮伯儿，杖百，谪戍海南。命礼部详议旌表孝行事例。礼部议：“子之事亲，居则致其敬，养则致其乐，有疾则拜托良医，尝进善药。至于呼天祷神，此恳切之至情，人子之心不容已者。若卧冰割股，前古所无，事出后世，亦是间见。割肝之举，残害为最。且如父母，止有一子，割股割肝，或至丧生，卧冰或至冻死，使父母无依，宗祊乏主，岂不反为大不孝乎？原其所自，愚昧之徒，一时激发，及务为诡异之辈，以惊俗骇世，希求旌表，规避徭役。割股不已，至于割肝。割肝不已，至于杀子。违道伤生，莫此为甚。自今人子遇父母病，医治弗愈，无所控诉，不得已而卧冰、割股，亦听其为，不在旌表之例。”诏从之。太祖之识，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。
律条历代相承，损益无几。观唐、宋刑统，可知敕令则世自为格。宋人敕重于律，断狱用敕，敕中所无，方用律。朱子尝病之。胜国笞、杖十减其三，笞当止四十七，杖当止九十七。及后断狱，七下至五十七用笞，六十七至一百七用杖，?徒杖数亦然。则是反加十也。大德中，刑部尚书王约以为言，仡不能改。国初，刑亦重，事取上裁，榜文纷纷。洪武末年，更定新律，刑官始得据依以为拟议，轻重归一。后又申明《大诰》，罪死外，笞、杖、徒、流俱从徒减一等论，累朝遵之。而法外遗奸，则不免时有条例之议。然条例，特用辅律之不逮耳。律中所无，方用例。宽仁之政，于是乎度越于唐、宋矣。
正统十年，进士登科录，凡“天”字皆作“{艹曳}”，云出内阁意。景泰中，幸大学，谢表内阁自为之。中有“管窥霄，蠡测海”句，盖亦避“天”字也。时有识者，尝诧其事。正德初，贼阉刘瑾擅政，禁臣民不得用“天”等字为名。如郎中方天雨，但令名雨；参政倪天民，但名民之类，中外纷纷，尤为可异。昔北朝周宣帝，自称天元皇帝，不听人有天、高、上、大之称，末世之令，非后人所宜效。而宋宣和中，宰相蔡京，用给事赵野等奏，凡世俗有以“天”等字为名称者，悉皆禁革，前后共禁八字。犯“天”字者，方天任改大任，方天若改元若。甚至承天寺，亦改能仁寺焉。当时识者忧之。瑾目不知书，故事岂其所袭。明年，瑾以逆诛，“无天”之罪，其兆于是乎？瑾诛而禁废。近有诏，人复其旧名矣。
英宗初立，年在幼冲，朝廷大政，承张太皇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