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，庶不囿乎一隅，亦无疑于歧路。古人穷经，不专为文章，而文章之道无涯，《周诰》、《殷盘》，诘屈聱牙，《春秋》谨严，《左氏》浮夸，《易》奇而法，《诗》正而葩。”柳子曰：“本之《书》以求其质，本之《诗》以求其变，本之《礼》以求其宜，本之《春秋》以求其断，本之《易》以求其动。”合二子之论文，可以知文章之道非原本于《经》不可矣。史之体有二：一曰纪事，一曰编年。《史记》
一、通史学
以后，“二十一史”皆纪事也。司马氏《通鉴》，朱子《纲目》，皆编年也。纪事之体又有二：一曰纪传，一曰表志。纪传之学，《通鉴》、《纲目》集其成；表志之学，杜佑《通典》、郑樵《通志》、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汇其萃。正史而外，又有旁史、旧史，如荀悦《汉纪》、刘昫《旧唐书》之属。《通典》、《通考》、《通鉴》、《纲目》俱有续者，而前如刘知几《史通》，后如胡寅《读史管见》，皆史学之科律也。要而论之，文笔之高莫过于《史》、《汉》，学问之博莫过于郑渔仲、马贵与，而褒贬是非之正莫过于朱子《纲目》。师子长、孟坚之笔，综渔仲、贵与之学，而折衷于朱子之论，则史家才、学、识三长，无以复易矣。
一、论古文源流
今人言古文者，动称八家，不知八家之于古文委也，非原也。古文之原当溯诸经，尤溯诸之最先者。经莫古于《尚书》，亦莫高于《尚书》。伏羲画卦，未有文字，《易经》之文多出《尚书》后，《尚书》千古文字之祖也。《典谟》，纪传之祖，《禹贡》，志乘之祖，《誓诰》，诏令之祖，《伊训》、《说命》，章疏之祖，他可类推。诸经各专一体，不能尽古今之体势，《尚书》诸体皆备，而文又最高，古曰祖也。《尚书》以后，能以文章继其传者《左》、《国》，得《左》、《国》之传者八家。《尚书》宿海也，《左》、《国》、《史》、《汉》，龙门、积石以下八家，则九河人海之处也。其余诸子百家，亦无能出《尚书》之范围。譬如淮、济、渭、洛，必达于河而后可入于海也。今人读《尚书》知尊之为经而不敢目之为文，愚恐数典而忘祖，故为推原。其所自详，则俟与诸生细论焉。
一、论诗赋派别
诗原于三百篇，犹古文之原于《尚书》也。雅变而为风，风变而为骚，骚变而为赋，为汉、魏乐府、古诗，实出于一原者也。汉、魏以后，子建为建安之杰，士衡为太康之英，灵运为永嘉之隽，此钟嵘《诗品》之说。而前有嗣宗，后有渊明，皆未之及。其实，陶之与阮足为魏、晋弁冕。永明以后，江左浮艳，而元晖为太白所宗，子山为子美所出，未可轻訾也。唐初承六朝余习，陈伯玉始变为古风。至开元、天宝之间，而李、杜、王、孟、高、岑杰然并出，极盛一时。要以尽古今之体势，兼人人之独专，则元微之所云：“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”。嗣是而为大历，为元和，为长庆，为开成各名家，过此以往，自郐无讥。高廷礼《品汇》有初、盛、中、晚之分，正始、正宗名家之目，虞山钱受之极诋之。要其源流升降次第，井然不可没也。赋者，班固以为古诗之流，宋玉、景差立其体，司马相如、扬雄之徒畅其风，至《二京》、《三都》而巨丽极矣。然论者或有叠床架屋之讥。自唐以前皆古赋，唐以后乃有律赋，而庾子山《哀江南》一赋，以古赋之气体擅律赋之声情，且一代之兴废盛衰具备，于是兼有诗史之义。尝窃论之：屈子之《离骚》一变而为庾子山之《哀江南》赋，庾子山之《哀江南》赋一变而为杜少陵之《新乐府》，此如鲲鹏之化身，二而实一者也。又少陵之《新乐府》，诗之变大雅也；白香山《讽谕诗》，诗之变小雅也；张文昌、王仲初之《乐府》，诗之变国风也。此皆愚之蠡见，俟暇日与诸生细质之。[
一、论制义得失
制义之体起于宋，而明代用为取士之制，本朝因之。洪、永之时规模草创，元气浑沦，至成、弘而称盛。成、弘、正、嘉之文理胜而法具，隆、万之文法密而才寓，天、崇之文才盛而法变。国初之文与天、崇相上下，而加以廓清摧陷之功，故其时为极盛。后此风气递变，作者代兴，要未有能驾乎其上者也。近二十年来，文章之病有二：槁其面目，钝置其心思，开卷索然，了无意味，假先辈之病也；臃肿其支体，痴肥其肠胃，捲卷茫然，不知何语，烂时文之病也。有起而矫之者，又或貌新奇则实庸腐，外崛强而内空疏，牛鬼蛇神，虎皮羊质，是为假西江假国初，盖不培其本而澄其原，故无以起其靡而矫其陋。夫所谓培其本而澄其原者，何也？多读书之谓也。多读书以为根柢，则熟于古人之义理，娴礼古人之法度，而有以得古人之议论，识见、气味、骨力亦因之日出，发为文章，有平淡朴实而无所不包，有光怪陆离而一尘不染，有规行矩步而通变无方，有千变万化而一丝不走者，奇正浓淡无施不可，清真雅正于是乎出。学先辈者真先辈，学西江者真西江，学国初者真国初，即为时文亦非烂时文矣。
一、戒抄袭倩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