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，率队趋至，建忠遂简枪队二百名，轻装疾走，于初十日行抵汉城，则花房已以其政府限满不答，责其慢事，先一日决裂而去。应闻建忠且至，先与其子训练大将军载冕，迟于南别宫，深相结纳，建忠亦谬与周旋，谓：‘中国兵来，专为牵制日人，别无他意。’应乃亦释然不疑。伏念朝鲜时事，内患与外忧并亟，而外忧之生，既由于内患，斯内患之去，尤急于外忧。今日之计，莫若为朝鲜先除内患，使其国王得以自主，然后召日使告以前日之事，皆乱党所为，国王一无开罪，兹仰上国之力，事权反正，愿为和好如初。因以所请各条，与之从容商榷，如此则名义既正，事理亦顺。故于次日一面函商筱帅进兵，一面驰赴仁川，将此意告知花房，令勿错认题目，惟至仁川后，为花房反复开陈，虽决裂之意稍回，而要挟之心犹甚。拟请函商总署，请将朝鲜致乱与中国代为戡定缘由，布告日本政府，并泰西诸国之曾与朝鲜立约者，俾群晓然于前日之事，非出国王之意，彼虽过事诛求，其政府或将屈于公议，不至始终坚执，至此后办理能否应手，尚难预知，惟有勉竭驽骀，相机因应，既不敢激烈以伤友谊，亦不敢脆随以累藩封，以期仰副宪台委任之意于万一而已。”八点钟，鱼允中金允植以国王钞录告示一纸来馆，为应辩诬，盖朝鲜素崇礼教，于伦理尤极讲求，故自六月初九日之后，应入踞宫中，国王至议奔庆尚道以避，而朝臣亦皆引镜顾影，惴惴焉若不终日，卒无人敢以一旅靖难者，故由势力不足，亦以骨肉之变，非臣子所敢言者。今者天讨特申，藩封再奠，都人士皆喜于心而不敢宣诸口，即宁夏诸人，密室笔谈，稍涉隐情，若犯大戾，必拉杂摧烧乃已。是晨余于吴军门营中，见缮此示，其间颇道应劣迹，即知于国王有碍，顾以已列余衔，未便力阻，致涉立异。迨示出，而国王果遣鱼金二人来辩，盖非徒顾念私恩，亦将以掩饰耳目。余因书示二人曰：“太公罪状，昭若日月，不辩固无所加增，即辩亦断难末减。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，议亲议贵，自有权衡，断不使为人子者，有不能自处之境，君等亦以此意，归慰国王而已。”九点二刻，金宏集来议日事，语甚精密，宏集携之而去。朝鲜谈时务者，以宏集为翘楚。李裕元则素党应以拒日人者，派为全权大宫，亦欲以拒日人者和日人，使不得借口以拒外交云。
十五日晨，庆军会办营务处袁慰亭至，与密谈剿除乱党事，请归告吴军门。午后，慰亭返，云：“吴军门如约。”慰亭即欲指挥一切，余谓：“应虽已就逮，而其子载冕尚以训练大臣握兵柄，恐乱党一闻捕治，或更奉以为乱。宜先诱而系之，然后行事。”于是五点钟，驰书召载冕来南别宫议事，载冕鉴于其父，作书以母病辞，令其党李永肃赉复。余因谓永肃曰：“今之召载冕者，亦欲相与设法为太公宽免地耳，载冕如为其父则至，不然则止。”书片纸交永肃持去。十点钟，金允植至，余与慰亭促令入朝，请国王手书来，俾有把握。允植去，而载冕亦来，因别置一室，令军士露刃以守。二点钟，允植袖国王致吴军门与余公函至，略谓：“乱党所居多在枉寻利泰二里，请速勒兵往讨。”云云。时庆字亲兵后营张副将光前驻军南别宫右，遂令率队出小东门，会同右营吴总兵兆有，正营何副将乘鳌，同赴枉寻里合围搜捕，而利泰里则由慰亭回营请吴军门另派别将掩执焉。部署既定，已三点钟矣，遂与友人兀坐帐中，秉烛以待。
十六日晨，张副将回，询知枉寻里在小东门外半里许，其地两面依山，中辟街衢，瓦屋鳞次。吴总戎勒兵分扼两头，张副将入巢搜捕。时天色渐明，该乱党见我军掩至，一半持械走登山麓，一半出街前抗拒。里中间有居民杂处，未敢轻用炮火，为昆冈炎之，仅以短兵格斗。张副将生获一百三十余人，何副将后至，亦获二十余人，余悉鼠窜以散。利泰里则吴军门自往掩执，以地近营址，已先期闻风远扬。仅获二十余人。是役共获百七十余人，悉送致军门营内。余念乱党已散载冕当无能为，遂温言释之去。随促备马出城，晤吴军门相与分别惩治。四点钟归馆。数日来国王皆早晚两次遣中使起居，是日闻余归，特遣都承旨尹用求持帖慰劳。
十七日晨，李成俊归自析津，来谒谓：“长途车马间关，已一阅月矣。”宁夏允中相继至，略谈别去。午后，得宏集书，知日朝款成，即夕钤印，阅所定各条。（金宏集来函云：“仆十五晚抵仁川，夜见花房于船次，辩论七款，仍无成议，傍晨还花岛。十六晚，又与之穷日争诘，彼始终要挟，肆然不少让，仍促明午钤印，事到此地，厚负明教。八款正，彼才携归舟中净写，并不及录呈，另有钞{殷金}一纸，凿烛是幸，第一，十五日改以二十日，另注曰：‘日本派员眼同究治，若期未捕获，应由日本国办理’我以此事大欠体面，屡回争诘，彼终肆不服。第二、第三，仍本文，许之。第四，公使馆所损物及兵费，始不言多少，至今晚忽以五十万圆，限五年清兑，填书，故百般要减，而不如意，彼之狡黠不可理说，愤不可堪，赔偿二字，改以填补。第五，间行以五十里，二年后百里，扬花津市场竟不得已许之，咸兴大邱，则决意终不许之。第六，许之。第七，改以公使馆